民间商业活动已经非常频繁，而万历朝以前大明对商人几乎没有正税征收，面对着这么大一个税源，谁看了不眼馋？
万历闹出税监之乱，对此各党派却是态度不一。
即将成型的东林党重要资助者是通州的商人和苏南的工厂主，加上这时几位大佬都已下野，主要工作是四处宣传讲学自然是坐着说话不腰疼，他们可以强烈反对榷税和矿税，在宣传之中也以绝对清流自居。
而浙党则还掌握着朝廷几个大员的位置要实际做事，出于自身行动考量，浙党对于收商业税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不敢说要收，但是却也偷偷想收。
因此经常被士林讽刺与民争利。
徐学聚从《葡萄牙国史》之中学习到的是欧洲各国的历史以及各国现在的政策，方从哲却是将着眼点放在了葡萄牙国崛起的过程中。
葡萄牙君王殖民摩洛哥解决了建国之后的危机，又通过争抢非洲口岸使得国家进一步得到繁荣，当国祚再次风雨飘摇之时又有一群航海家发现好望角和印度航线，带来的滚滚财富再次使得葡萄牙王国延续辉煌。
葡萄牙之经济叫做重商主义，以为一国之根本在其财富，财富之根本在于不会贬值的金银等实体，其人以为若是手中金银充足，国祚定将繁荣。
是以一国之君一切目的都在索求更多金银，为此甚至放权鼓励商人外出开拓。
方从哲看的心潮澎湃，作为浙党官员，他在位上时就一直为国家的财税不足所苦恼，从葡萄牙的发展历程中他似乎找到了一条可以使国家强盛的道路。
思索良久他展开稿纸，给远在京城的浙党大佬沈一贯写信：“葡萄牙虽是小国，但其发展之过程着实有可观之处，读此书后我觉若是细心研究，经商未必不能成为富国之道。”
在书信的最后他还附上了一本《葡萄牙国史》，叫家人把这包裹连夜带往京师。
从漳州去往福州的马车上，李国仙也在翻着王文龙所写的《葡萄牙国史》。
她并不喜欢看这种史书，但是念着王文龙的名头也就在去福州之前带上一本。
李国仙一看之下却发现这本书的内容并不像想象之中的枯燥，反而十分有趣味。
对于李国仙来说《葡萄牙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