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初年对于造谣生事的管理还是十分严格的，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都因为造谣污蔑等事情杀了一堆人。但是过了英宗朝以后，随着大明的市民社会发展，百姓说话越来越多，思想越来越杂，对于谣言的传播也再难分辨。
人多口杂、众口铄金在晚明已绝对不是夸张的形容，就比如说原历史上董其昌的“民抄董宦”事件怎么起来的？
董其昌的儿子董祖常抢人仆女，董其昌花钱找人已经给调解好了，本来早已结束，却被秀才传谣言说董其昌自己抢人妻女，而且还把这谣言传的满江南都是，接着又有好事者将这件事情编成戏曲《黑白传》到处传唱，让许多松江百姓都以为董其昌自己才是抢人子女的老色鬼。
董其昌的儿子抢人子女虽然丢脸，但也不过是纨绔的富二代行为，说出去事实冲击力不算强，而把这屎盆子扣到董其昌脑袋上，百姓对于董家的恶感瞬间就暴增。
面对这样的造谣，董其昌害怕起来也只能先找关系揪出了写这个戏的书生到衙门对峙，此时这书生又突然暴毙，书生的家人坚称此人是被董其昌所逼死的，把整个故事传得更加邪乎，松江百姓愤而聚集，将董其昌的宅子以及藏书楼全烧了，财产文物一抢而空。
整件事情之中董其昌的确是大户行径，教子无方，纵容逆子，受到惩罚理所应当。但是当时松江百姓，口耳相传的董其昌形象“强抢民女、好房中术、淫人妻女、滥杀无辜”这其中大多数还真是污蔑。
董其昌是官场上浸淫的老手，就算品德再败坏，也不会明目张胆的做这么多坏事，给自己留下恶霸的名声。但是众口铄金，即使几年之后官府将此事之中造谣、带头烧毁董其昌宅子的人抓捕归案，但是董其昌的恶霸名声反而传的越来越响，官府的证明根本无法给他洗白。
这本质是因为万历以后大明的戏曲小说都繁荣发展，百姓更愿意相信一个富有戏剧性的人物形象，比如董其昌就是十恶不赦，有才无德的恶霸；比如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带着大军追着后金军屁股跑就是为了引后金入关。
偏偏这年代的信息传播又滞后，一旦在百姓头脑中形成固定印象，一个人基本一辈子就翻不了身。
这也是此次对王文龙、薛素素造谣的可怕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