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对此地称呼的音译，在当地土人话语里意思为“竹林”，至于后世的高雄名称，则是日据时期鬼子觉得打狗的称呼不好听，而此“打狗”的发音接近日文发音“高雄”，于是将之改名。
而听到李新的这身份，王文龙也是一脸憋不住的笑容。
高雄是马卡道族和汉人冲突的前线，打狗游击应该是台湾岛民团上一个颇为重要的位置，这位置上居然选了李新这么一个未来要举着洪武年号日月重开大明天的人，开发台湾岛的福建海商们果然够野。
王文龙在衡山书斋演讲的内容很快便经由报纸在江南传播开来，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手工业者和民党支持者听到王文龙的演讲非常兴奋，但质疑者更多。
此前李贽等思想家也提出过和王文龙所说的是农工商一体类似的观点，但是没有像王文龙说的这么明确和激进。
王文龙那什么“人人受教化”、“大同之时代”、“庶民之世界”，是农工商都要读书的未来在此时人听起来实在太过无稽。
好在这些报道也没有引起太热烈的反对。
王文龙所说的内容如果放在洪武永乐年间都够杀头的，可放在万历年间还真不算太过于逾越，甚至被认为鼓动性足够强，攻击性有点弱。
李新也取海路回福建，告知福建和台湾方面王文龙将要去台岛的消息，特别是通知李家做准备。
王文龙到没有着急的南下，因为如今才四月，台湾海峡最适合航行的时间是夏季和秋季。
以此时的航海技术，台湾海峡黑水沟之称不是作耍，冬半年间海面风向不定，海峡之中暗流涌动。现在王文龙即使回了福建，要他渡海他也不去，那是玩命呢。他待到五六月再缓缓动身也来得及。
这段时间，《白蛇传》已经在苏州进行了小规模的演出，据说薛素素十分敬业，为了让戏班学会唱南曲，忙的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而王文龙先动身回到苏州，他没有去虎丘掺和，而是抓紧时间处理积压的《苏州旬报》和制币厂事物。
王文龙手下经营着报社、制币厂、纺织厂、油墨印刷作坊，还有甲骨研究会主任、物理社社长、民党监督等等名头加身，虽然每件事都不需要他亲力亲为，但是这么多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