邃的战略眼光和高度的责任感，力主推行与边疆少数民族和睦相处的政策。他深刻理解到战争对于国家实力的消耗，尤其是对于边陲地区民生经济的影响，因此坚决反对发动无益且代价高昂的战争。当唐玄宗有意攻打吐蕃的战略要地石堡城时，王忠嗣直言进谏，主张采取休养生息的国策，认为应在积蓄国力的基础上待时机成熟再图进取。尽管玄宗并未采纳他的建议，坚持发兵攻城，但王忠嗣的理智与远见在后续的局势发展中得到了证实。
王忠嗣对所辖军队实行严格的纪律管理，注重日常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的维护保养，确保军队随时处于最佳战斗状态。他深知稳固边防的重要性，着手扩大战马储备，一方面增强骑兵力量，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畜牧业在当地的发展。同时，王忠嗣主持修建了诸如大同、静边等重要军事要塞，构建起坚固的防御体系，有效地抵挡了外族侵扰，使得边疆区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了难得的安定局面。
除了军事上的稳扎稳打，王忠嗣在外交和经济层面同样表现出卓越的治理才能。他积极推动与突厥等西北民族之间的互市贸易，鼓励民间互通有无，既丰富了当地的物资供应，增强了边疆经济活力，又通过商贸往来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降低了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实践，在加强边防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和平发展与繁荣稳定，成就了一段唐代边境史上极为珍贵的安宁岁月。
三、洞察奸佞，遭受冤狱仍不失忠诚正直
天宝五年（746年），王忠嗣的声望与权力达到了巅峰，他同时担任朔方、河东、河西、陇右四大节度使，这在当时可说是权倾朝野，手握大唐半壁江山的军政大权。然而，身处高位的王忠嗣始终保持清醒和正直，面对野心勃勃的安禄山试图拉拢结交，他坚守原则，拒绝与其沆瀣一气。不仅如此，王忠嗣还敏锐地察觉到安禄山的狼子野心，敢于挺身而出，揭露其企图颠覆朝廷的不轨行为。
然而，这样的正义之举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嘉奖，反而为他带来了灾祸。当时的宰相李林甫及安禄山等人为了排除异己，联手构陷王忠嗣，捏造罪名，诬告他“欲奉太子”，意图以此动摇唐玄宗的信任。这一诬陷直接导致王忠嗣从荣耀的高峰跌入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