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攻灭后蜀，尽收四川富饶之地。接着，赵匡胤派遣潘美、尹崇珂等人南下，于开宝四年（971年）平定南汉，将广东、广西收入囊中。最后，经过数年围困与劝降，南唐后主李煜于开宝八年（975年）投降，标志着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基本实现统一。
在这一过程中，赵匡胤不仅展现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更注重战争与政治手段的结合，尽量减少战争对民众的伤害，如在征服后蜀、南唐时采取了招抚与军事打击并用的策略，力求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这些成功的统一战争，极大地拓展了宋朝的疆域，增强了国力，提高了国家威望，为后续的北伐与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杯酒释兵权，强化中央集权
赵匡胤即位后，面对唐末以来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历史遗留问题，深感军权分散对中央集权构成的巨大威胁。他深知，要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于是，赵匡胤凭借其高超的政治智慧与手腕，巧妙地策划并实施了两次“杯酒释兵权”，不动声色地解除了禁军高级将领及地方藩镇的兵权，成功地将全国军权收归中央。
第一次“杯酒释兵权”发生在建隆二年（961年），赵匡胤设宴款待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席间谈及他们手握重兵可能面临的危险，暗示他们主动交出兵权，换取朝廷的优厚待遇与安稳晚年。将领们听闻此言，深感惶恐，次日纷纷上表请求解除兵权，赵匡胤遂顺水推舟，将他们调任闲职，给予丰厚赏赐，从而和平地解决了禁军内部的权力问题。
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发生在开宝二年（969年），赵匡胤针对地方藩镇，同样通过宴饮的方式，劝说节度使们放弃军权，改任虚职，并将他们的子弟召入朝中任职，以此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通过这两次行动，赵匡胤成功消除了内部兵变的潜在威胁，实现了对全国军权的集中掌控。
除了解决军权问题，赵匡胤还进行了一系列官制改革，以强化中央集权。他设立参知政事一职，分割宰相权力，形成宰相与参知政事共治政务的局面，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人。同时，赵匡胤大力改革地方行政体制，将地方的行政、财政、司法权悉数收归中央，地方官员由中央直接任命，定期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