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了一套攻守兼备的防御体系。
在战争的紧要关头，于谦更是身先士卒，亲自督战，激励士兵英勇抗敌。他的身影出现在最危险的前线，与士兵同甘共苦，极大鼓舞了明军的士气。1449年秋天，瓦剌大军逼近北京，但在于谦指挥的明军英勇抵抗下，多次进攻均未能得逞。经过数日激战，瓦剌军队意识到短时间内难以攻克北京，加上后勤补给困难，士气逐渐低落，最终被迫撤军。
四、社稷为重，君为轻
在“土木堡之变”后，瓦剌太师也先俘获了明英宗朱祁镇，企图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迫使明朝割地赔款，甚至改变两国间的政治格局。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于谦作为兵部尚书，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毅然决然地采取了强硬立场，明确表示“社稷为重，君为轻”，坚决抵制任何有损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议和条件。
于谦的这一表态，体现了他作为国家栋梁的深邃洞察力和坚强决心。他深知，一旦屈服于 也 先 的威胁，不仅会严重损害大明的国际地位，还会引发内部的不稳定，甚至可能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因此，于谦不仅在朝廷内部力排众议，坚定维护国家利益，还在外交上展现出了高超的策略。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也先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明朝不会因为一人的安危而牺牲国家的长远利益，同时也暗示也先，持续扣押英宗只会让自己的处境更加被动，因为明朝已另立新君，即明代宗朱祁钰，国家机器运转正常，战争状态将持续，直到瓦剌放弃不切实际的野心。
于谦的强硬态度，以及明朝在军事上的有效准备，使得 也 先 逐渐认识到，手中的英宗不再是优势，反而成了累赘。在多次尝试利用英宗进行政治博弈未果后，也先意识到长期扣留英宗并不能为其带来预期的政治利益，反而可能引发更多的军事冲突和政治风险。最终，在于谦的坚持与大明一系列军事外交努力下，也先不得不于景泰元年（1450年）释放了英宗，这一举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两国的紧张关系，为后续的和平创造了条件。
战后，于谦并未因暂时的和平而放松警惕，而是深刻反思“土木堡之变”的教训，致力于加强国家的边防建设和军事改革。他推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措施，包括加强边防驻军的训练和装备，建立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