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宦官干政，加强了中央集权，重用了张璁、夏言等有能力的大臣，显示出他对于人才的重视与选拔上的公正。
经济方面，他深入调查并清查皇庄和勋戚庄园，归还被侵占的民田，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兼并问题，有利于农业生产和民生稳定。面对土地失额的严峻形势，明世宗批准了桂萼的建议，开始了赋役制度改革的初步尝试，虽然因桂萼离职而未能全面铺开，但“一条鞭法”的雏形已经显现，为后来的赋税改革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文化教育领域，朱厚熜重视科举制度的整顿，旨在选拔真正的人才，鼓励士气，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加强对儒家经典的尊重与祭祀。这一系列文化政策的实施，激发了文化的活力，促进了思想的交流与科学的进步，为当时的文化繁荣创造了条件，出现了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杰出人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厚熜的政策开始出现偏颇。随着边防开支的增加，加之其本人对道教的沉迷和大规模的建设，国家财政逐渐捉襟见肘，导致经济状况恶化，民生困苦。曾经一度被誉为“天下翕然称治”的嘉靖前期景象，逐渐被晚年的国库空虚、百业凋敝所取代，反映出改革的成效未能持久，国家治理中的矛盾与挑战依旧严峻。
四、崇道乱政
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期间，特别是执政中期，原本在位早期开启的“嘉靖中兴”局面逐渐被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挑战所侵蚀，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其对道教的过度崇信和由此引发的乱政现象。随着国家的长期和平，朱厚熜开始追求个人的精神寄托与长生不老，这促使他从早期的政治清明转向沉迷于道教的神秘主义与方术之中。
在“大礼议”成功后，朱厚熜在宗法上确立了自己的正统地位，但同时也开始依赖道教来进一步强化自身的权威，通过加封自己及父母以道教尊号，试图神化皇权，这种做法在历史上颇为罕见。他对道教的推崇远远超过了对佛教的关注，甚至到了排斥佛教的程度，这在明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朱厚熜对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人的信任达到了极点，他们以祈福、祛病、求仙等各种斋醮仪式迎合皇帝，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资财，还影响了朝政的正常运行。这些道士通过所谓的“祈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