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提拔其子曹变蛟为副总兵。曹变蛟随后上疏谢恩，然而，崇祯帝却反复将奏疏退回，还在上面标示了两点，分别位于恤典日期和谢恩日期之上，令阁臣们一头雾水。此时，温体仁因病休假，当他重新入职后，仔细研究了这份谢恩疏，最终发现了问题所在：上疏日期与恤典日期间隔过短，这意味着远在战场的曹变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完成谢恩疏的撰写。原来，曹变蛟事先委托他人，在恤典圣旨公布后立即代为书写谢恩书。温体仁在票签中提出了疑问，第二天便得到了崇祯帝的认可和回复。[79]
温体仁的这一系列举动，即便是在政敌文震孟看来，也承认了他“亦有小才”。这不仅体现了温体仁在处理政务时的细心与周到，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准确地把握崇祯帝的意图，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无疑是一种极其宝贵的技能。温体仁的这一特点，不仅帮助他巩固了在内阁中的地位，也成为他政治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入阁倾轧
崇祯二年（1629年），温体仁虽未能如愿获得南京礼部尚书之职，但在京城的政治博弈中，他逐渐崭露头角。十一月，正值后金大汗皇太极围困京师之际，温体仁秘密上疏，揭露督师袁崇焕与敌通谋，导致袁崇焕被捕。次年，崇祯帝决意让周延儒入阁，而东林党阁臣韩爌、钱龙锡力荐何如宠、钱象坤，试图阻止温体仁入阁。然而，温体仁与周延儒合谋，迫使钱龙锡因袁崇焕案下狱。
六月，温体仁终于入阁，兼任东阁大学士。此后，他逐步攀升，官至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乃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书，最终进阶至武英殿大学士，加少傅，改吏部尚书。
在内阁中，温体仁与周延儒表面和气，私下却暗中较量。他笼络山东、江西籍官员，削弱周延儒势力。崇祯四年（1631年），温体仁趁周延儒离京之机，处理了周延儒亲近的袁弘勋、张道濬，随后使王永光引咎辞职，安排亲信闵洪学接替吏部尚书之位，掌握了人事权。周延儒则设法弹劾闵洪学，使李长庚取代其位。
崇祯六年（1633年），周延儒因太监王坤弹劾陷入困境，温体仁袖手旁观，两人关系恶化。温体仁暗中支持周延儒的对手，排挤其盟友，却表现得不动声色，维持崇祯帝的信任。六月，周延儒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