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对文化的重视同样体现在对文献的整理和保护上。他下令广泛征集图书，并颁布求书谕旨，指示地方各级行政官员积极参与。乾隆帝为征求遗书制定了具体政策，确保书籍的搜集工作有序进行。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从全国各地征集的图书已超过万种，极大地丰富了国家藏书。在乾隆帝的直接领导下，《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顺利完成，八部《四库全书》先后抄写完毕，并入藏各阁。
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间，国库的银两长期保持在六千万两以上，显示出国家财政的雄厚实力。这一时期，清朝进入了人们赞称为“文治武功兼备、疆域空前辽阔、社会繁荣、文化发达”的“康乾盛世”时期。这一时期的强大中国屹立于东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七、盛极转衰
乾隆盛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但在乾隆帝统治的后半段，清王朝却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因素的累积。
乾隆帝在其统治的前半段，凭借着父祖留下的基业和自身的努力，实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乾隆帝开始追求个人享乐，频繁地进行南巡，每一次南巡都是对国库的巨大消耗。与此同时，乾隆帝对和珅的宠信达到了极点，这位曾经地位卑微的小臣，通过讨好皇帝，迅速爬升到权力的顶峰，成为集军事、财政大权于一身的人物。和珅的专权不仅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反而愈演愈烈，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导致政府职能的严重失范。
乾隆中后期，清廷内部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一方面，各级官员为了迎合上级或者自身利益，不惜采用虚报数字、挪用公款等手段，导致国家财政空虚。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与商人间的勾结，使得国家税收流失，如两淮盐政贪污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案件暴露出当时官僚体系的腐朽程度，同时也反映了乾隆帝晚年在处理政务上的无力感。
更严重的是，腐败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政府失去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能力。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社会矛盾激化。加之乾隆帝晚年对边疆事务的忽视，导致一些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