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王阳明等人的着述。这些书籍不仅丰富了他的学识，也为他日后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吏部即将举行新一轮的官员选拔，郑光策却表现出了对出仕的淡漠态度。他认为如果真的被迫出仕，宁愿选择担任教职，既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又能维持生计。这种态度反映了他对仕途的谨慎态度以及对教育事业的热爱。
到了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湾地区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农民起义，清朝政府派遣福康安前往镇压。在此期间，福康安途经泉州时，得知郑光策在当地任教，便召见了他。郑光策在此次会面中展现出了他的才能，提出了多项针对平叛和后续治理的策略，受到了福康安的认可，并被采纳实施。
次年的正月，巡抚徐嗣曾前往台湾处理起义后的善后工作，再次邀请郑光策提供意见。郑光策提出的关于改善台湾吏治的建议也得到了徐嗣曾的高度评价。尽管福康安和徐嗣曾都希望郑光策能亲自前往台湾协助处理事务，但考虑到母亲年迈，郑光策婉拒了这一邀请，选择留在家中尽孝。
除了为国家大事献策外，郑光策还在地方事务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福清县，溺女之风盛行，这是一直困扰当地官员的问题。郑光策利用自己在福清书院的影响力，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他深入分析了这一风俗背后的社会原因，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禁止措施。这些努力虽然短期内可能难以见到显着成效，但长远来看，有助于改变这一不良风俗，提升社会道德水平。
三、掌教鳌峰
嘉庆二年（1797年）九月，郑光策接受福建巡抚汪志伊的邀请，担任了鳌峰书院的主讲。这一时期，他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改变当时教育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所用者非所习，所习者非所用”的现象。郑光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应仅仅是让学生掌握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所谓的“经邦济世”。
当时的士人往往要么沉迷于空洞的哲学讨论，要么埋头于古代文献，远离现实社会的需求。这种现象导致学界的思想变得空虚，士人的品行也受到影响，“气习污下，奔竞卑鄙”。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光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郑光策在鳌峰书院的讲席上，首先强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