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咸丰帝尊封其母为皇太后，以示敬意。咸丰帝虽然迫于抚育之恩不得不答应，但在丧仪上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降低其规格，比如采用明朝而非本朝惯例，且不将康慈皇太后祔庙。这种做法明显是在强调嫡庶之别，令奕深感不满。
在母亲去世后的悲痛时刻，奕又被指责在办理丧事时疏忽大意，咸丰帝借此机会解除了他的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职务，命令他回到上书房读书，仅保留了一些较低级别的职务。这一系列打击无疑加剧了两人之间的裂痕。直到1857年（咸丰七年）五月，奕才得以复出，重新担任镶红旗蒙古都统等职，但这已无法挽回兄弟间彻底破裂的关系。
三、临危受命
在19世纪中叶，清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南方，严重动摇了清廷的统治基础；同时，英法联军从南向北推进，威胁到了京师的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的恭亲王奕展现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果敢的行动力。
咸丰八年（1858年），奕单衔上奏反对派遣耆英前往天津议和，并提出了一系列强硬的对外政策建议。他认为，面对英法联军的侵略，不应一味示弱，而应积极防御，甚至主动出击。奕还建议秘密调动地方武装力量攻击广州和香港，以牵制敌军。这一系列提议反映了奕坚决主战的态度，也得到了朝廷主战派的支持。然而，咸丰帝的态度却摇摆不定，时而主张和平解决，时而又表现出强烈的主战情绪，这种矛盾的态度使得朝廷难以形成统一的决策。
尽管如此，奕仍然被委以重任。同年五月，他被任命与惠亲王、惇郡王及军机大臣等处理擅自回京的耆英事宜。随后，奕再次提交了一份反对签约的奏折，反对开放长江口岸诸埠的条款，并提出了具体的制敌方针。奕的这些举动不仅显示了他的坚定立场，也为他在朝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久后，他还被任命为管理雍和宫事务的大臣，并补授阅兵大臣之职。
进入咸丰九年（1859年），奕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先后被任命为内大臣和管宴大臣，显示出咸丰帝对他的信任和支持。然而，好景不长，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英法联军在八里桥之战中击败清军，逼近北京。咸丰帝惊慌失措，决定逃往热河避难，临行前将主持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