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近代军用工业，生产枪支弹药以镇压各地起义。同时，他还积极实施“借洋兵助剿”的计划，允许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等借用外国军队的力量来对付太平天国和其他反清力量。这些措施虽然短期内加强了清朝的军事实力，但也加深了对外国势力的依赖。
然而，奕的外交政策并非一味顺从。他在处理一些具体事务时，也展现出了对外妥协的一面。例如，在1861年，奕同意委派英人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实际上将中国的海关管理权交给了外国人。同年，他还委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但最终舰队的指挥权却落入了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手中。这种安排引起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不满，最终导致清廷不得不遣散船员，并向英国支付赔款。这一事件暴露了奕在处理涉外事务时的软弱和无奈。
此外，奕还在1864年同意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让给沙俄。这进一步削弱了清朝的领土主权，引发了国内的强烈不满。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后，奕在处理过程中表现得过于迁就，甚至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以求息事宁人。这些做法不仅未能平息民愤，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
尽管奕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妥协的态度，但他也有自己的考量。在他看来，当前的困境是由于国家实力不足所致，因此必须通过自强来改变现状。他在奏折中多次强调要练兵制器，增强军事实力，以便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应对内外挑战。例如，他在谈到购买欧洲军舰时指出，如果使用得当，不仅可以用于镇压内乱，还能备御外侮。奕还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提高自身能力，以免长期受制于人。
奕的政治见解和作为反映了当时洋务派的普遍思想，即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和制度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的这些努力得到了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也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然而，奕的政策也面临着诸多批评。其弟奕譞就指责他在处理夷务时毫无起色，对外国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缺乏坚定立场。
七、几度起落
奕在辛酉政变后迅速稳固了政权，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安抚各方，稳定政局。他继续执行肃顺重用汉人地主知识分子的政策，同时平反了一些受肃顺排挤打击的大臣，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