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请求加强禁烟力度，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措施。同时，鉴于中外交流日益频繁，郭嵩焘还建议总理衙门编纂一套《通商则例》，以便各省官员及各国驻华使节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有章可循。虽然最终并未正式出版《通商则例》，但大量西方法律规章被翻译成中文供参考使用。
除了上述活动外，郭嵩焘还参与处理了诸多具体外交事务，并接待了中国首批海军留学生，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着名思想家的严复等人。郭嵩焘以其不卑不亢的态度赢得了驻在国政府的高度评价，在卸任返回中国时，英法两国都对他表示了不舍之情。
五、黯然归国
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郭嵩焘在英国担任驻英公使期间，与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刘锡鸿是一位守旧顽固的官员，他对郭嵩焘的行为极为不满，并暗中对其进行诋毁。刘锡鸿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一是在参观甲敦炮台时穿了洋人的衣服；二是在见到巴西国王时擅自起立致敬；三是在柏金宫殿听音乐时多次取阅音乐单。这些行为在刘锡鸿看来是违背传统礼节的表现，但在国际礼仪上却是恰当且符合外交惯例的。
刘锡鸿不仅私下里对郭嵩焘进行攻击，还在使馆内公开表示：“这个京师之内都指名为汉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下他。”他还秘密向朝廷密劾郭嵩焘，列举了所谓的“十款”罪责，试图通过罗织罪名来彻底摧毁郭嵩焘的政治生涯。与此同时，国内的顽固派也强烈响应，翰林院编修何金寿更是参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这种指控无疑是给郭嵩焘扣上了严重的政治帽子。
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和非议，郭嵩焘感到十分沮丧。尽管他在外交事务上的表现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可，甚至被称赞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但这些正面评价并未能改变他在国内的形象。到了光绪五年（1879年），郭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决定黯然回国，以称病为由回籍休养。
归国后的郭嵩焘遭遇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当他乘船抵达长沙时，湘阴地区爆发了强烈的守旧排外情绪，形势非常紧张。就连使用小火轮拖带木船进入省城这样的小事也受到了长沙、善化两县官员的阻挠。大街上贴满了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地方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