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针对大萧条本身，中枢采取的是政府投资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因幅员辽阔、经济地理呈3级台阶分布，以及市场选择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和贫富差别不断拉大。
在这种分隔状态下，国内生产表现出了1种“过剩”，但这并不是真正的“过剩”，在政府的调控下，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农村就能够成为容纳这些产能的地方。
中国的“生产过剩”存在着很多特点，丝绸、生丝、棉布、棉纱、茶叶、家电，这些东西过剩，而钢铁、石油、煤炭、机械、面粉、造纸，这些东西则还是不足的。
1930年的表现就很明显，鞍山钢铁公司除了刚开始被经济危机打蒙了之外，其他时候都保持着飞速发展，1928年鞍钢公司年产原钢277万吨，1932年则增产至448万吨，1933年则突破了5百万吨，5年时间几乎翻了1倍。
相比之下，广东地区的生丝和茶叶工厂在1930至1931年间倒闭或停工了44，上海的缫丝厂停工和倒闭者则占到了32，很明显，这种外贸型的产业与国内的市场是脱节的，出现问题也就不奇怪了。
而大萧条的特殊社会情况让许多计划能够顺理成章的实施，比如进1步的节制资本，施行各种超额累进税，让个人所得税从3至55不等征收，过低收入则不计入。
这其中影响最大、规模最大最繁琐的应当属于过分利得税，即对进行第1类营利事业的公司资本进行所得税的征收，利得额超过资本额20者，始为课税，实行11级超额累进税率，最低1级利得额超过资本额20至25者，按其超过额征收10，最高1级为利得额超过资本额150以上者，按其超过额征收91；
比如劳工法，虽然在限制工时方面作用有限，但提高基本工资还是能够做到的；
比如4马分肥，从官商合营企业中拿出部分利润给予工人，以提高其消费能力。
还有许多工程也能够进1步的发展，从左念微上台开始，1927年即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筹建农村医疗体系。
大萧条开始之后，1930年实现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费全免，推动农村地区通水通电，立下了“1个房间1个电灯”的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