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留过学的文姓秘书，跟着对方读了不少书，逐渐明了事理。
后来部队战败，沈丛文被遣散回家，他又投奔亲戚，跟着学了不少作诗、写字、刻图章的本事。
1924年，沈丛文决定到燕京去考大学，闯荡一番。
可他之前并没有受过西式教育，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苦读半年，入学考试不仅考了个零蛋，还搭上了两块钱报名费。
于是他只能到燕大旁听，求学梦碎，他又开始写作，一开始投稿四处被拒，最落魄时曾给郁达夫写信求助。
当时文坛有一种风气，很多成名的作家都喜欢提携后辈，郁达夫文声在外。
见了沈丛文后，郁达夫有感于他的遭遇，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章《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借沈丛文的遭遇抨击社会上的种种不合理。
而后，沈丛文的文章陆续发表，慢慢功成名就。
抗战期间，他屡次为参加抗战活动的朋友帮忙，为身陷囹圄的朋友发声。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平出任燕大文学系教授，却在这个时候因为早年写评论得罪了不少人而饱受批评。
建国后，他转入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却几次遭遇政治风暴，境遇艰难，前半生所创作的绝大多数文章和他的名声也因为政治问题而被长期压制，几十年不曾出版。
甚至在五六十年代上学的学生，几乎没怎么学习和阅读过他的作品。
然而就在几乎同一时间，远在万里之外的耶鲁大学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却有一章是用来专门讨论他的，还把他与叶芝、福克纳相提并论。
嗡嗡嗡结束后，沈丛文的境遇终于逐渐好转起来，这两年文学界对他的关注越来越多，已经有一帮人开始为他摇旗呐喊，林朝阳便是其中喊的最凶的那一个。
前几天《燕京文学》将林朝阳在给燕京文学讲习所学员们上课时所讲的内容整理出来，发表在杂志上。
这样的讲义文章在读者群体肯定是造不成什么反响的，但却引起了不少文学界人士的注意。
这其中也包括了沈丛文本人，恰好那天汪曾琪前来探望他，汪曾琪说起林朝阳对他的推崇，让老同志很是高兴。
“知音难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