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吃不消，履职困难。【3】
又比如，在1981年5月的中科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召开时，还进行了对“院士问题”的讨论。
期间，苏步青提出：“我国应该有院士制，院士应有点权威，有一定工作，可以兼任学部委员，与学部的工作结合起来。”，土力学家陈宗基也说：“应当搞院士制，这是国家的荣誉问题。”
而地震工程学家刘恢先委员则反对两人的意见，接着数学家李国平也表示了批评。
然而，即使是在这次大会的最后一天送到大会的一封重要信件，也没有促使中科院加快决断“院士问题”。
此后，由于学部委员之间对“院士问题”争论不休，院士制度再次被搁浅，学部委员称谓仍继续沿用至今。【4】
基于上述诸多原因，自此次学部委员大会之后，此时的学部团已连续近18个月没能开会。
而科学院的干部任命、规划等，涉及人、财、物的重大事项，却都要通过它决定。
于是，中科院内的相当一部分科学家们已经对现状很不满意：一边是学部也是由科学家们管，不抓不行，抓也不行；另一边，各学部的相关职能部门很难运行。
这直接导致了学术难抓，行政管理也难抓的局面，堪称“两手都想抓，两手都不硬”。
由于学部委员大会的议程涉及到《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是否修改和怎样修改，因此这绝不是可以一笔带过的小问题。【5】
与此同时，随着院士问题开始在科技教育界征求意见，特别是在学部委员中征询意见，更多的人倾向于将所有的学部委员转为院士。但在如何处理学部委员和院士的关系方面，此时仍旧没有定论。【6】
面对上述现实困境与外在压力，中科院并没有完全躺平。
早在办院方针等重大问题还在讨论之时，中科院在1982年就已先行启动了一些改革措施——首先就是于1982年3月2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委员会。
此时它还不是一个面向全国、仅有小部分的项目申请来自于中科院的基金，直到1984年才率先成立了面向全国的科研基金。【7】
另外，科学基金制在中科院试行之初，就以“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