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开会，调查组研究了调查的内容，认为需要调研的主要是四个方面的问题：方针任务、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和学部委员及学部大会主席团的性质。
这次会议还讨论确定了工作方法、工作步骤和工作日程的大致安排。
同时，曾经担任一机部副部长的调查组组长董钊说明了调查小组的工作目的，并一再说明：调查组不是工作组，目的是共同研究改革，而不是整改。
七月其余的时间里，在如何贯彻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科学院内部认识还不够一致，行动还不够统一。
生物物理所副所长邹承鲁、计算中心主任冯康在内的大部分人对这次调查总还有些心理上的敏感，呼吁要有一个安定的科研环境和氛围，怕“大折腾”“急转弯”，怕削弱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对中国科学的长远发展造成不良的后果。
如果按照夏希羽熟悉的元时空历史，那么中科院的新“办院方针”将会在1984年1月出台，其内容应当为：“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应明确规定为：大力加强应用科学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参加开发、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中心是加强应用科学研究，这是关键所在。”【12】
然而，希羽组研究所近一年多的行动改变了所有人的想法，也严重扰乱了本应还算顺利的调查进度。
除了上述事件之外，其他的改变都超出了夏希羽和沈涵曦能预估的范围。
但实际上，直到1983年8月初的一次会议上，希羽组研究所相关的字眼才首次出现在了调查记录之中。
8月5日，当调查小组成员向中科院的一部分受邀与会者到达会议室内，询问中科院内是否可以仿照希羽组研究所的“科研秘书”制度和“方尖碑中心”改组中科院内现有的“学术秘书处”时，得到的答复是清一色的激烈否定。【13】
与会者一致认为：中科院内不存在适宜的、希羽组研究所那样的“科研秘书”人选；外调人员必然存在对目标学部内部情况和学科特性的不了解，导致“外行指导内行”的问题发生。
此事随即被搁置。
而在这个月稍晚些时候的另一次开会期间，调查组询问起薪资体系和成果奖励制度时，他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