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血计划在人心深处到底执行到什么程度，陆天明不得而知。
以这年头的价值观，一件夭折的、丢人的国事，当然不会出现在史册中。
但从政事关系上讲，有清晰的脉络，有清晰的事件痕迹。
无论是从皇帝、还是中枢的文武大臣身上，均有国策延续传承关系，并非凭空出现。
陆天明把听来的感悟全送给了孙传庭，不知他能不能领会其中含义。
河套与东虏的计划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区别，那就是河套乃文臣主导，东虏乃武臣主导。
张居正、王崇古、郑洛，他们是先考虑国事，后考虑能不能顺带安排点人事。
英国公、魏国公、中枢武勋，他们是先考虑有没有好处，再考虑能不能做成国事。
若没有好处，英国公根本不可能捏合武勋做事。
贵人吹的天花乱坠，狡辩自己有多无辜，都掩盖不了私欲主导他们。
对待真正的国事，没有被控制的、不参与党争的文臣，永远比武勋更有公德心。
这是人性问题。
一朝臣子会考虑将来的名声，做事有所顾忌；世袭罔替的贵人完全不考虑脸面和人身安全，做事毫无底线。
这些家伙，将来必须让他们学学宋裕本。
十月十六。
宋裕本正式收到了山西镇总兵的圣旨和都督府给予的总兵印信。
大明二百年下来，中枢高度制衡的架构，到地方都会被放大，且均有自己的独特现象。
山西镇在正式公文中，有时候会被称为太原镇。
不管叫山西镇、还是太原镇，均属于九边之一，说的都是位于宁武关的山西都指挥使司衙门。
可大同府也是九边之一，大同镇的总兵衙门叫山西行都司。
山西巡抚管不了大同府的军务，山西布政司、按察司在大同却有分守道、分巡道，有参政、副使常驻。
再加上宣大两镇又同时处于内外长城之间，经常有同一个军务总督或军务巡抚。
导致宣府和大同分属不同省份，却又因一体防御有一个共同领导，两省的地方三司在每一件事务中均高度制衡，互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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