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铁官；他也没有采纳贤良文学主张对匈奴实行感化政策，放弃防御和抵抗，而仍然加强了边防建设。
我们从这个事件上，也能从中得知为什么汉武帝选择了霍光为摄政大臣而不是其他人。
因为只有霍光，才是真正的武帝晚年政策继承者。
在这场会议里，桑弘羊代表了全面肯定汉武帝轮台诏以前各项政策，并希望继续推行这一政策。
而贤良文学则代表了否定汉武帝轮台诏以前的各项政策，要求加以全面地估价和修改。
但是，贤良文学毕竟来自基层，他们虽然并不了解农民的疾苦，但是却知道一些汉武帝时期好大喜功的政策给民间造成的危害，所以他们的意见也反映了群众的一些呼声。
这些也正是汉武帝发布轮台诏的原因。
从桑弘羊来说，他一直在汉武帝身边，是汉武帝执行的财经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他对这些政策给封建国家带来的好处有深切体会，但对它给人民造成的危害，却很少了解。
所以他在汉武帝发布轮台诏之后，仍然不认识过去政策在社会上激起的矛盾，而一味坚持汉武帝过去的方针，这是他思想落后于形势的表现。
这其实也是汉武帝在思想上实行“独尊儒术”后的第一次大碰撞的结局。
贤良文学信奉儒家的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桑弘羊以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主张法治，坚信刑法可以止暴，特别推崇严刑峻法的作用。
二者自然说的都有道理，但在治国理念上的分歧却是不能相容的。
后来，关于西汉独尊儒术后的统治政策，汉宣帝做过一个经典的概括，主播觉得倒是十分的适用，宣帝是这样说的：“霸王道杂之”，也就是德刑并用，即在统治思想上儒、法并用，其实质是以法制为内核而“缘饰以儒术”。
理论渊源就是先秦儒家和法家的思想相互结合，以儒学为主题，法家思想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吸收墨家道家和阴阳家等的思想。
而到了宣帝时期，他所提出的这一政治方针，也为西汉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局面，整个社会生态都为之一新。
这也是汉代皇帝统治时期的重要治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