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清楚含糊不清，有歧义的法律条文进行解释。”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朱允熥想过让大理寺转为法部。
在历史上，也正是大理寺这一机构，最终转为了最高法院。
但考虑到垂直管理的问题，大理寺对下面的机构人员毫不熟悉，而从刑部分割出去的法部，则没有这个问题。
且刑部的人，更清楚办案人员是用什么方法进行刑讯，用什么方法办案的，因此在审案判案的时候，反而很容易看出问题来。
大理寺则不如干脆让其变成制定律法和解释律法的机构。
古代对立法工作虽然重视，但他们往往认为一部法律制定出来了，就万事大吉了。
后世千秋万代不改。
这是因为古代长期不变农耕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朱允熥很清楚，随着自己持续不断的推进大明变革，大明大跨步走进新时代，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法律必须要适用时代的发展需求。
立法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现有的《大明律》仍非常粗糙，很多案件的审判，往往是以主官的道德审判为主，带来了数不清的问题。
大理寺的官员，本身就是最熟悉法律法条之人，他们担负其这个责任，也十分合适。
朱允熥阐述了一下自己对立法工作的看法。
“立法要细致，做到凡事皆有法可依。”
“用刑要谨慎，不可量刑过重。”
“另外，以罚代刑，交钱免予处罚之事，自即日起，全面停止。”
“有犯罪而需罚钱者，直接判决罚款即可，但罚款与刑罚不能两相抵消。”
自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都有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
那就是一个人犯了罪，只要交钱，就可以免予刑罚。
比如，偷盗了二十两银子的财物，按律要仗五十，但他愿意交二百两银子，便可以不用挨板子了。
只有杀人案，造反案等特别重大，影响极其恶劣的案件，才不能交钱免罚。
这一制度，为历朝历代所采用，大明也不例外。
当然，比起汉朝，大明已经好多了。
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