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量又少的人来说，实在是一种煎熬。我又自作主张离职了，这样断续地换着工作，时间又过了两年，并没有挣到多少钱。与前些年在广东的务工收入相比较，一年连那时的三分之一都没有，情绪上很是低迷，与妻的争吵也多了起来。便负气回了家。
归家之后，便去了岳父家，刚好遇上大舅子回乡为浙江海宁的一家工厂招工，并说同我按招工合同赢利分成的利润对分，在大舅哥的蛊惑下，帮其各乡贴招聘信息，联系工人。
那是2006年，新县乡村还很好找到廉价的劳动力，一个星期之后，妻哥带着前来应聘的八十多人，独自租车去了海宁。走的时候，却并未带上我。那年秋天我又去了北京，为光山县的个体老板做车工。
春节前，随着务工潮的回归，我与妻哥又见面了，而妻哥向我解释他独自去浙江的原因，是他没有把握能让我挣到钱，说现在稳定了，过罢年再让我一起去。
明知他是糊弄我，办得是过河拆桥的事，却碍于妻的情份，过罢春节与妻又一同去了浙江。
到了他所在加工沙发的工厂，我与妻只充当了缝纫学徒工，两个月下来，每月才能挣五百元钱，对于那些初中毕业刚出学堂的少男少女，学徒工的收获很值得，对于我这婚后的壮年，收入相对却是很少了，一夜回到十年前，还没有在东莞的工资高，与妻商量后，她回到了原来的工厂，我也又一次回到了家中。
2008年的春节之后，在回乡创业的号角下，在狭隘自负的认知中，为了生计，为了即将长大的孩子未来教育，带着我的憧憬与美梦，留守在新县，并在县城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农村走向城市，是发展中国家不可逆行的潮流。也是那五年开始，大量的国企重组下岗，大量的城镇土地开发，国家开始了以土地支撑经济开发新一轮扩大资本市场的序幕。房价以阶梯式的倍涨，地产商、开发商、银行开始了收割经济开发的红利，也开始了疯狂收割农民工的剩余资产。也是那一年，北京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也开始暴发。
以务工养家糊口的我，拿着手上少得可怜的积蓄，免强上县城的朝阳门，在内侧东边巷子，租来二十几平方的一间门面房，开了缝纫小店维持生计。也是那一年，我也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