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本人并不情愿参与那西北地区的事务。
开玩笑，一个李德邦，赫莲儿就够难对付的了，更何况是马岱呢！
这不好了，左祖棠现在在延安面对的是革命军五十万精锐。
还有关中军和洛阳军呢！
此番回调兵力回到天津一带，既能增强当地防御实力以防备可能发生的民众暴动，又能满足李红章个人意愿，可谓一举两得。
尽管形势已然发展至此，但曾国藩仍旧顽固地坚持着自己对于洋人的妥协退让态度。
他毫不犹豫地上书回奏道：“就我国当前实际状况而言，实在难以仓促之间贸然开启战端，眼下唯有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这一条路可行啊。”
不仅如此，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件当中亦表示：“如今我们已经成功抓获了十一名相关人员，或许这样做能够稍稍平息一下洋人们心中的怒气吧。”
话说那李红章抵达直隶之后，对于曾国藩采取严惩无辜百姓来平息洋人气焰的策略，表示出全然的赞同之意。
当听闻已经成功抓获了一批人用以抵罪时，他不禁欣喜若狂，脸上满是得意之色，甚至还洋洋自得地说道：“如今已然有可以被正法处决的十几人，另有商议定罪的二十多人，这实在是让我感到喜出望外啊！”
与此同时，位于京城的总理衙门也专门发函致信远在西北的左祖棠，向其征询有关天津教案一事的看法及意见。
然而，左祖棠对此事的态度却与曾国藩、丁日昌以及李红章等人截然相反。
在回函之中，他首先明确指出根本无需惧怕此事态进一步扩大。
因为在他看来，那些外国之人通常都是借由要挟恐吓政府官员从而达到压制平民百姓的目的。
但倘若民众群起而闹事，那么这些外国人就不得不慎重思量一番，不至于轻率地贸然挑起战端。
所以，左宗棠这般写道：“西洋诸国但凡与我国产生争端纠纷，大多都会仗着自身势力挟持我朝官吏进而管束华夏子民。然而一旦触怒民情民意，引发众怒，他们也是断不敢肆意妄为的。”
他详细地分析道，此次事件之所以发生，其根源在于那个名叫丰大业的法国人竟然率先朝着中国官员扣动了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