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萍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与茫然之中
1965年是那“动荡十年”前夕的最后一届高考；1966年取消了高考，改为推荐上大学，这批推荐的大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高考制度直到1977年才恢复，而在1965年这一年，考上大学对于许多人来说，意味着彻底改变命运的机会。
由于当时高等教育资源稀缺，全国高校总共也只招生十余万人，能够进入大学深造的学生凤毛麟角，因此考上大学不仅是对个人智慧的肯定，更是对整个家庭的光荣。
施怀安、蔺少伊和钟汉喆是从初中同班升上来的，平常关系也算亲密，经常在一起互相交流学习，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施怀安倒也不怎么排斥钟汉喆，至少在学习上可以交流讨论，钟汉喆也为关系有所缓和，而暗自高兴。
两人都是经历过上一世文革的人，所以也相当谨言慎行，不想生出意外事端。
虽然前世两人没读什么书，更没参加过高考，但那十年中发生的荒唐故事可听了不少。
比如某高中里有一个学生因为写了一首小诗，题目是《我的自白》，一首自以为很革命的自由诗，是作为周记作业交上去的。向来对分数吝啬的语文老师还给批了个红红的100分。
但团支部的一个同学看到诗中有“我生而自由，叛逆一切禁锢的思想，更看不惯人世的虚情假意……”这样的字眼时，认为对犯了极端的思想自由主义问题，就向班主任打了小报告，班主任如同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拿着周记，转身便报告了学校党支部，于是，一连串的处分从天而降：把他即将上任的校宣传部差事撸了，学校《旭日报》总编撤了，全校大会不点名地批判他写反动诗，全市国庆大游行因思想反动不得参加，高考报名被归为“不宜录取”的黑四类。
当时考生的档案按政治表现、家庭出身、按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
那位倒霉的考生虽然正常参加了考试，但考完近一个月后，得到了一张薄薄的粗糙的16开的落榜通知书，上面简短地写了几行字：“由于未能达到录取标准，故没有录取。你已做好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因此，你一定会服从祖国需要，到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