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面，盒饭，瓜子有要的早点说啊——”那吆喝声仿若从破旧风箱中挤出，沙哑又粗粝，一头扎进满是喧嚣的车厢。
推车的工作人员弓着背，在仅能容身的逼仄过道里艰难辗转，餐车的金属边框不时与座椅磕碰，发出尖锐声响，每挪一步，都似在与这拥挤空间做一场艰难博弈。
车轮与铁轨永不停歇地撞击，“哐当哐当”的节奏，成了这旅程的背景音。
此起彼伏的鼾声，高高低低、长长短短，有的如闷雷滚动，有的似哨音呜咽，与那刺鼻呛人的旱烟味缠杂在一块儿，将车厢里的空气搅得浓稠黏腻，令人窒息。
封于修目光凝在对面座位，几个农民工兄弟正坐在那儿。
他们的手，被岁月与劳作狠狠雕琢，皲裂的口子像干涸河床的缝隙，粗糙得几乎看不出原本的模样。
此时，他们正费劲地掰着干馍，那馍硬得好似石块，每一下用力，都让手臂上青筋暴起。他们就着锈迹斑斑的铁壶，小口小口啜水，壶嘴磕在干裂嘴唇上，发出细微声响。他们的帆布鞋底，糊着干涸水泥浆，像结了一层硬壳。裤管上的汗碱白渍，星星点点，恰似冬日霜花，在无声诉说着他们漂泊打工的艰辛。
这年头，工作机会看着不少，可大多都是些能把人脊梁压弯的苦差事。
像这些奔波在各个工地的打工人，每月在尘土飞扬、机器轰鸣里讨生活，挣得都是血汗钱。
月末，他们又得把大半收入，小心翼翼地寄回农村老家，给守家的老婆孩子。
对他们而言，节省不是选择，而是在这艰难生活里咬牙坚守的本能，成了他们共有的“传统”。
餐车缓缓挪到封于修跟前，他嘴角轻扬，主动开了口：“两位首长，还有整整一天才到呢，要不多少吃点？咱们来得急，都没顾上带饭。”
红三连排长王建国，手刚伸进衣兜准备掏钱，动作瞬间僵住。他这个宁夏汉子，皮肤被戈壁滩的烈日常年炙烤，透着深沉古铜色，右手指节因常年紧握铁锹，粗大得有些畸形。
团部干事王龙操着浓重广西腔接话：“许三多同志，今儿话可不少咧。”说话间，他左眼习惯性眯起，就像透过枪上准星，精准丈量每个字的分量。
这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