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冬夜，九岁的江澈发着高烧蜷在他怀里，滚烫的呼吸喷在他颈侧：“哥，等我有钱了，给你买带地暖的房子。”
此刻他翻出藏在衣柜深处的病历本，声音比窗外的雪还冷：“为什么骗我？”江澈的瞳孔猛地收缩，手指揪紧了洗得发灰的床单。那些精心编织的谎言——所谓的肠胃炎、所谓的兼职太累、所谓的“最近在健身所以瘦了”——在这个瞬间土崩瓦解。
“治疗费要三十万。”江澈忽然笑了，嘴角的梨涡里盛着月光，“哥，你记得吗？十年前爸妈的赔偿金刚好三十万。”他的指尖抚过江妄左眉骨上的疤痕，那是父母葬礼当天，亲戚们争抢赔偿金时砸碎的玻璃瓶留下的，“你说那是给我读大学的钱，谁都不许动。”
江妄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他当然记得自己握着菜刀挡在保险柜前的模样，记得那些亲戚骂他是“疯子”，记得江澈缩在墙角哭得喘不过气。那笔钱后来变成了弟弟的学费、变成了出租屋的押金、变成了他深夜胃痛时舍不得买的进口止痛药。
江澈开始频繁地陷入昏迷。某个暴雨夜，江妄背着他穿过三条街去急诊室，冰凉的雨滴顺着弟弟垂落的手腕滴进他后颈。急救室的红灯亮起时，护士递来病危通知书：“他三天前就拒绝用药了，说要把钱留给你创业。”
呼吸机的声音像钝刀切割着空气。江妄跪在病床前，额头抵着江澈冰凉的手背。监测仪的曲线突然剧烈波动，江澈的眼皮在氧气面罩下颤动，干裂的唇间漏出气音：“哥…箱子里…给你的…”这是他们之间最后的对话。
葬礼那天下着细雪。江妄打开弟弟藏在床底的铁皮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四十八个手工信封，每个都标注着日期。最早的信封来自确诊当天，泛黄的便签纸上画着歪歪扭扭的太阳：“哥，今天食堂的糖醋排骨和你做得好像，要是能再吃一次就好了。”最后的信封里是张皱巴巴的存折，余额显示二十九万七千元，附着一张超市促销单背面写的字：“哥，春天要来了，给自己买件新外套吧。”
铁盒最底下压着张泛黄的照片。七岁的江澈穿着不合身的初中校服，踮着脚给十五岁的江妄别上重点高中校徽。那是父母去世前最后一张合照，相纸背面用铅笔写着稚嫩的字迹：“我要变成和哥哥一样厉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