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梧桐叶簌簌落在公证处的大理石台阶上时，程砚正用钢笔在遗嘱公证书上签下最后一个字。墨水在纸页晕开细小的毛边，像极了他十七岁那年，林昭昭蹲在教室后排给他补校服时，缝线歪歪扭扭的针脚。
“您确认放弃所有遗产继承权吗？”他抬头望向面前苍老的男人，声音里带着公式化的平稳。玻璃窗将夕阳切碎成斑驳的金箔，恍惚间竟与七年前审讯室的顶灯重叠——那时他刚通过司法考试，穿着崭新制服坐在调解桌前，而林昭昭攥着被继父殴打的验伤报告，红着眼眶在放弃起诉书上按手印。
她总这样。
蜷在法院调解室的塑料椅里，像株被雨水打折的白色山茶。乌发垂落掩住颈侧淤青，签字时指尖发抖，却仍固执地推开他要替她申诉的钢笔：“他养了我十年。”
此刻的程砚隔着氤氲的咖啡热气，突然看清她当年睫毛上凝着的霜。原来那不是冬日哈气，而是强忍的泪。就像此刻公证处空调出风口扑簌簌落下的，也不是尘埃，是经年累月积攒的，他未曾读懂的心碎。
遗嘱公证是三天前接的案子。委托人叫周聿白，肺癌晚期患者，指名要程砚亲自办理。男人裹在宽大的驼色羊绒大衣里，咳嗽声闷得像困在胸腔的雷雨。当泛黄的旧照片从档案袋滑落时，程砚正用镊子夹起公章——照片里穿蓝白校服的少女踮脚往公告栏贴作文比赛喜报，马尾辫扫过“林昭昭”三个字，在玻璃橱窗映出毛茸茸的光晕。
“她半年前病逝了。”周聿白摩挲着照片边缘烧焦的卷角，“这是她托我转交的。”
牛皮纸袋里装着房产证与存折，受益人栏填着“程砚”。最底下压着泛着消毒水味的笔记本，扉页夹着孕检报告，日期停在他们分手那天的凌晨两点。程砚想起那天滂沱的雨，林昭昭赤脚追到公证处门口，湿透的白裙裹着伶仃脚踝。他攥着同事偷拍的暧昧照片，任由她拽着袖口解释，却在她哽咽着说“我怀孕了”时，冷笑着撕碎调解书砸在她脸上。
“你继父刚保外就医，你就学会用怀孕讹人了？”
玻璃门开合带起的风掀动笔记本，露出化疗缴费单上潦草的字迹。程砚这才知道，那晚她攥着的不是讹诈的筹码，而是卵巢癌诊断书。她瞒下所有病症，用最后半年时光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