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华人群体推举的。
与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不同，
荷兰人对于让华人改信荷兰人的基督教没兴趣，也没有向华人灌输荷兰人的文化。
华商精英之所以为荷兰当局所重用，
主要是由于他们通过个人的威望、乐善好施和手中的财富，
表现出了管理当地华人社会的能力，以及他们所保持的与家乡的联系。
到1666年，在市行政管理机构中，
除了三名荷兰东印度公司官员和四名荷兰市民，
还有一至两名华人甲必丹参加。
1666年前，在市政评议院中一直有华人议员的席位，
华人在涉及市政事务中拥有一定的发言权。
华人甲必丹的权力和影响在1685年前后到达顶峰。
刚上任的康布豪斯总督让新任华人甲必丹与他一道举行就职典礼，
象征着华人与他共同分享政权。
由于欧洲市场对糖的巨大需求，使得种植蔗糖这种热带植物有着巨大的盈利前景。
荷兰人最初在台湾经营蔗糖种植业，
但由于1662年被郑成功赶出台湾，此一挣钱的事业便没了着落。
不过早在巴达维亚建城初期，
荷兰东印度公司就鼓励荷兰人、中国人和当地土着在巴城乡区开办种植园，种植蔗糖。
在公司的鼓励下，种植园在巴城周围的乡区迅速发展。
到1710年，糖蔗种植业几乎完全控制在华人手中。
巴城乡区已有多达130个蔗部，分属84个企业主。
其中有79个华人、4个荷兰人和1个爪哇人。
荷兰东印度公司则向巴城乡区的种植园主们收购蔗糖，将它们卖到亚欧各地。
这一点再次表明荷兰殖民者与华人共同分享着巴达维亚的经济利益。
难怪现代会有学者认为，巴达维亚是一座华人移民城市呢。
至于1740年发生的“红溪惨案”背后则有着复杂的原因。
华人控制了巴城的蔗糖种植业算是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