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3日，长安国际会议中心的穹顶折射着量子灯的冷光，李浩哲站在全息演讲台前，身后的屏幕正循环播放着全球各国经济发展数据图谱。资本主义a国的gdp曲线与大唐联邦制共和国的增长轨迹在虚拟空间中交错，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如同剧烈波动的锯齿，而后者则是稳健上扬的平滑弧线。
“各位请看，”李浩哲轻点桌面，数据图谱瞬间聚焦在财富分配模块，“a国近三十年基尼系数始终在04以上波动，而我们大唐联邦制共和国将基尼系数稳定控制在025。同样推行市场经济，为何结果天差地别？”
台下，来自a国的经济学代表团面色凝重。团长约翰·安德森推了推金丝眼镜，通过智能翻译器回应：“李总统，我们研究过贵国的‘共富积分制’‘智能财税调节系统’，甚至尝试照搬这些制度，但实际落地时却困难重重。”他调出a国某州的试点数据，“比如企业强制利润再分配政策，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失业率反而飙升。”
李浩哲调出历史影像档案，画面切换至大唐先祖在新大陆建立首个城邦的场景：穿着唐装的工匠与欧洲移民共同劳作，墨家的《均产簿》与欧洲的《大宪章》文本在虚拟空间中重叠。“关键在于文明基因的适配性。”他的声音在会场回荡，“a国的资本主义根植于‘个人主义至上’的文化土壤，而我们的联邦制融合了儒家‘大同’、墨家‘兼爱’与法家‘均平’的思想内核。”
此时，东京大学的学术会议现场通过全息投影接入。日本学者山本裕子举起平板电脑，屏幕上是日本模仿大唐共富政策的失败案例：“我们引入了贵国的‘社区互助银行’模式，但民众更倾向于将资金存入传统财阀银行；推行智能农业共享系统，却因土地私有制难以实施。”她的语气充满困惑，“明明都是东亚国家，为何难以复制？”
李浩哲调出文化基因分析模型，将中日两国的思维模式数据化呈现：“日本的集体主义本质上是基于等级制度的服从，而大唐的‘共富’理念源自对‘天下为公’的信仰。”他展示墨家机关术的设计图，“就像墨家制造连弩，强调每个零件精准配合，我们的制度设计也是环环相扣——智能政务系统实时监测财富流动，议会中的‘平民代表’确保政策倾斜基层，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