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土地干裂，庄稼颗粒无收，“饿殍载道，十室九空，民多持械为盗”。在这样的绝境下，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拿起武器，走上劫掠的道路。这种生存性犯罪在齐鲁大地反复上演，形成了独特的“灾年入伙，丰年归农”的弹性生存策略。1900年，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中国心灵》中详细记述：“当饥荒来临，整个村庄的男性都会暂时加入响马队伍，这几乎成为某种季节性的职业。”在灾年，他们是为了生存而战的响马；到了丰年，他们又回归农田，成为普通的农民，这种特殊的生存方式反映了底层百姓在困境中的无奈与挣扎。
生存博弈：在官府与民间的夹缝中
响马组织的运作犹如一家精密运转的企业。民国时期，社会学家李景汉深入鲁南地区展开调查，发现大型马帮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设有“总瓢把子”，犹如企业的ceo，统筹全局，掌控着整个马帮的发展方向；“二当家”负责情报工作，如同情报部门的主管，为组织收集各类关键信息；“白扇先生”管理账目，保障财务的清晰与稳定；“探马”侦察情报，提前知晓周边的风吹草动。整个组织俨然是一个军事化建制，分工明确，协作有序。他们还制定了严格的“三不抢”规矩：不抢婚丧队伍，因为婚丧是人生大事，劫掠此类队伍会遭人唾弃；不抢郎中书生，郎中治病救人，书生是文化的传承者，这两类人在民间有着特殊的地位；不抢本乡百姓，毕竟本乡本土，低头不见抬头见，要给自己留条后路。这种江湖道义既是他们的生存策略，也是获取民间认同的关键所在。
在与官府的博弈中，响马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智慧。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期间，鲁南响马首领徐天德审时度势，接受了清廷的招安，被授予六品顶戴，负责地方治安。然而，他却在暗中继续控制着地下黑市，维持着自己的势力。这种“半匪半官”的双重身份，恰似《水浒传》中宋江接受招安的现代翻版。地方官员对他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但在当时复杂的局势下，为了维持表面的太平，不得不默许这种灰色存在。徐天德一边拿着朝廷的俸禄，一边在江湖中呼风唤雨，巧妙地在官府与江湖之间游走，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民间社会对响马的态度充满了矛盾性。1904年胶济铁路修建期间，德国工程师发现沿线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