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既害怕响马的劫掠，又在旱灾时期期待他们开仓放粮。这种复杂的心理催生出了独特的“保护费”制度：商队定期缴纳“买路钱”，换取在响马势力范围内的安全通行；而当官府进行清剿时，村民则会充当响马的耳目，通风报信。这一现象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描述的“差序格局”有着相似之处，呈现出一种另类的实践形态。在村民眼中，响马既是威胁，也是在特殊时期可能给予帮助的存在，他们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寻求着自身的生存之道。
文化镜像：从现实暴力到精神图腾
在文学再造的过程中，响马形象经历了一场浪漫化的蜕变。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崔猛》篇，将响马塑造成了“杀贪官、济贫民”的义士。这种艺术加工并非全然虚构，而是有着一定的现实依据。道光年间，峄县响马刘三刀，就曾将劫获的漕粮分给受灾的百姓，他的事迹被编入山东快书《响马传》，在民间广为传唱。现实中的响马行为与艺术创作相互影响，共同构建起了独特的绿林英雄谱系。这些故事在民间口口相传，成为了百姓心中对正义和反抗的一种寄托，响马也从单纯的盗匪形象逐渐演变成了具有侠义精神的英雄。
民间信仰为响马镀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鲁南地区普遍供奉的“马王爷”，既是护佑商旅的神只，也被响马奉为行业神。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三的“马王诞”，会出现一种奇特的场景：土匪与百姓同祭共祀。这一场景折射出底层社会对暴力的宗教化消解。在百姓心中，马王爷有着神秘的力量，能够庇佑他们的生活；而响马则希望通过祭祀马王爷，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和行业的庇佑。这种信仰融合在沂蒙山区至今可见的马王庙中得以存续，成为了解读民间心理的活化石，让我们得以窥探到当时底层社会复杂的精神世界。
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响马文化发生着基因突变。2008年枣庄台儿庄古城重建时，设计者特意保留了“响马镖局”遗址作为旅游景点，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探寻那段神秘的历史。影视剧中的响马形象更是层出不穷，从《红高粱》里的余占鳌到《闯关东》中的震三江，这些艺术形象既延续着侠义精神，又承载着现代人对江湖世界的浪漫想象。它们将响马文化进行了当代转化，使其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让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