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一向都是商人们十分重视的问题，明末的市舶司虽然已经大部分采用了牙行代理的包税制，但海商要缴纳的赋税并未因此而降低。例如“永丰布行”从江浙或是福建运来广州的织物，每一船都必须以每尺十两银的比例，按照船只的宽度向广州市舶司缴纳水饷，一般一船货物所需缴纳的税赋都在二百两以上。像“永丰布行”这样的大布商，每年仅仅是缴纳的水饷几乎要在白银万两上下，着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要知道这还只是市舶司收取的水饷而并非出售商品的赋税，按照明朝的商税规定，“永丰布行”在广州出售这些货物，还必须要按照三十税一的比例缴纳商税。这样算下来，一船纺织品从外省运到广州的赋税负担就相当可观了。
对于布商来说，这部分赋税上的损失肯定是要转嫁到出售的货物价格上，最终的承担者就是民众或者穿越集团这样的消费群体。而作为对纺织品需求量极大的穿越集团，自然不会乐意掏钱出来变相输血给大明的国库，如果能设法把布商吸引到胜利港去，那么对于双方来说都有很实惠的好处。
施耐德抓住时机向马掌柜说明道，布商将布运往胜利港，不需要缴纳任何的水饷陆饷加增饷，而且因为这些纺织品都是由海汉执委会出面集体收购，因此也不会有任何交易税产生。当然了，这种优厚的待遇并不是平白享受的，这些纺织品在运抵胜利港之后出售给海汉的价格，布商也应该给予适当的降低。
马掌柜眨巴眨巴眼睛问道：“若真能省去了赋税，那价格倒是可以再商量。但若是运去贵方港口的布匹太多，贵方收购不完，那又该如何？”
施耐德道：“这个好办，我们先约定一个大致的交易量就是了，每月布多少、纱多少、绸多少，定出交易量的上下限就行了，只要贵方向我方提供的货物在这个交易量之内，那我方就照单全收。”
马掌柜略一思忖，也觉得施耐德说得有理，便又问道：“那不知贵方每月所需的织物有哪些，量有几何？”
施耐德笑了笑道：“这个倒是不急，因为我方所需的织物有几样比较特殊，等下想请马掌柜先看看能不能做出来。”
因为后续还有技术性的细节需要商谈，施耐德和何夕便没有再在酒桌上刻意对马掌柜发起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