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背锅，最后撂挑子不干，上书辞掉了职方司郎中一职。
而原本只是以职方司主事的身份在洪承畴军前监军督战的马绍愉，则主动抱上了陈新甲的大腿，临危受命，连升两级，成为了新任职方司郎中。
按理说，两国议和这样的大事，应该由内阁派员来办，再不济也该礼部派员来办，怎么也轮不到兵部一个司的郎中坐镇主持。
但大明朝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崇祯皇帝本人，考虑到关内形势严峻，虽然已有心与清虏议和，但是又担心朝野士林舆论指摘，表面上拿不定主意，实际上是希望有臣子主动挑起这个担子。
事成之后，若是朝野认可，那么功劳是皇帝的。
可若是事情办不成，或者朝野不认可，那么责任是臣子的。
但是到了崇祯十五年的时候，朝堂上的大臣们一个比一个油滑，都已经知道皇帝的这个办事思路了，所以没人主动站出来挑这个担子。
毕竟，自从四月以来，关外战场上捷报频传，而每一次崇祯皇帝都大加宣扬，搞得朝野之间人尽皆知。
这个时候，满朝文武大臣不论哪个，要是主动上书提出应当见好就收与清虏议和，恐怕立刻就要面临御史言官等清流大臣们的唾弃与弹劾了，更不用说主动挑起议和的担子了。
至于关内剿贼战场上的形势，朝堂上的御史言官清流大臣们才不管那么多呢，而且他们也不信那些泥腿子流寇们能成什么大事。
所以，别说是内阁或者礼部这种清流大臣扎堆的地方了，就连兵部、户部这种了解朝廷严峻形势的部门，也不是所有官员都同意与清虏议和的。
所以，到最后，崇祯皇帝也只能先暗地里找一个了解形势并且相对听话的大臣来操办这个事情了。
这个人就是陈新甲。
但是，对于与清虏议和这件事情，不愿意落人口舌的崇祯皇帝又不肯明发旨意，只给了陈新甲一个“口谕”。
陈新甲也不是傻子，在派了沈迅前往盖州征求过杨振的意见后，几经斗智斗勇之后，才从崇祯皇帝那里要到了授权他与清虏使者接触谈判议和的文字凭证。
随后，陈新甲委派自己在京候任的兄长陈新第，带着崇祯皇帝的上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