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封闭逐渐的走向了开放。
当然，有两个是例外。
这也符合自然规律，毕竟华夏是以农耕为重的文明发展线路，所以必然倾向于走向更适宜大规模土地耕作的区域，但是这样也带来了防御上的困难。
秦朝的时候，一个函谷关就可以隔绝大多数威胁，而到了汉唐时期，就必须是防御关中或是河洛的八关了，发展到了明朝，那就是北面有山海关，西面有玉门关，东南沿海有倭寇，西南方向有土司山蛮……
归根结底是因为『教化』的不够。
或者说，对内教化大于对外的教化。
在这个方面上，后世的米帝无疑有一段比较成功的时间。通过各种宣传，渗透，知了代言，使得米帝可以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像是吸血的水蛭一样，不断的抽取其他国家的优秀人才，然后通过这些优秀的人才扩大自身的优势，随后再用这些优势再去吸引人才。
所以，人才是最为重要的。
而华夏当下的这些地主阶级，只是将目光死死的盯着土地，然后想尽一些办法要将百姓民众禁锢在土地上，剥削其劳动的价值，试图形成生生世世代代相传的压榨链条，显然是无法长久的。只不过，因为人类本身就是短生种，所以也免不了会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想法。
进入河洛地区，斐潜看到许多村庄荒废了。
在东汉期间，河洛地区原本是很繁华的，虽然谈不上什么三里一村，五里一乡，但是之前沿着官道的周边分布的村庄乡镇还是很多的。只不过现在都已经基本上都荒废了，只留下一些残骸在此。
毕竟这些村庄乡镇距离官道越近，也就越容易遭受战火的波及。
而且在河洛有一点和关中地区区别很大，就是道路非常难走，坑坑洼洼不说，还有的地段就像是被狗啃了一样，整个道路的地基都没了，和之前斐潜留存的记忆印象完全不符合……
作为后世之人，斐潜比大汉当下自然要更擅长于全局，甚至是长期的战略规划。整个国家，所有的层级，包括财政赋税，粮饷征收等等，都是要从全局入手，而不能偏心于一处。
东汉对于帝乡和冀州的偏爱，也注定了西羌问题的诞生，而西羌最终导致了东汉末年的朝野震荡，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