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已经由依赖转为防御。
此后大明定鼎天下，尤其是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因永定河对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威胁并未减弱，浑河“下流在西山前者，泛滥害稼，畿封病之，地方急焉”，永定河泛滥已成为首都地区的大害、地方官员的急务。有鉴于此，修堤的次数持续增加，堤防的长度从卢沟桥向下游两岸延伸，规模及档次也大大提高。
洪武十六年，“浚桑乾河，自固安至高家庄(今属霸州)八十里，霸州西支河二十里，南支河三十五里”。正统元年七月，行在工部左侍郎李庸“奏请工匠千五百人，役夫二万人”，修筑卢沟桥以下狼窝口等处的河堤，这次所修的河堤，“累石重甃，培植加厚，崇二丈三尺，广如之，延袤百六十五丈，视昔益坚。既告成，赐名固安堤。置守护者二十家”。嘉靖四十一年，“命尚书雷礼修卢沟河岸”，“凡为堤延袤一千二百丈，高一丈有奇，广倍之，较昔修筑坚固什伯(倍)矣”。这一切都可以反向证明，北京城的安全已进一步依赖于堤防对永定河水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