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在各种典礼上露个面。
相比尚宝司丞，行使秘书职责的中书舍人更是实打实的天子近臣，也因此一直令文武大臣子弟趋之若鹜。而相比早早形成惯例的顶级配置，中书舍人的授予标准是经历长期变化才最终确立的，这一过程也很好的体现出了明中期以后内阁地位上升的趋势。
作为文字秘书，才学固然要有，字写得好也是很重要的：“国初令能书之士专隶中书科授以中书舍人；永乐二年始诏吏部简士之能书者储翰林给廪禄，使进其能用诸内阁办文书。”
储翰林即为“习字秀才”，通常需要经过“试职”也就是实习才能得授中书舍人，即为“习字出身”。这就有空子可钻了，直接张口要官不合适，求一个实习机会，以效犬马之劳，不过分吧？于是就有了“以柰鐄为中书舍人鐄掌光禄寺事户部左侍郎亨之子亨为鐄营求写诰三年援例出身故有是命”这样的事。
有了抄三年圣旨的苦劳，再要求“援例出身”，就顺理成章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中书舍人旧制二十员今已三十六员矣”，冗员泛滥，泥沙俱下。
这样一来，有些自问家中子弟有些才学的大臣，即便皇帝要他恩荫子孙，他都不肯。譬如说“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万安等以星变各辞其子及孙中书舍人之职。得旨：卿等事朕春宫辅导有年，特各录用一子以酬其劳，俱不允辞。”相比那些汲汲营营以求荫职之辈，逼格一下就上来了。
这种区别对待，一方面体现出皇帝对阁臣的信任，这本身就是阁臣地位上升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授予标准逐渐操之于上。再加上作为托底的荫子入监制度逐渐完善，因而荫子为中书舍人的门槛实际上反而是提高了。景泰、天顺年间不乏四品、五品官员乞恩得荫子中书舍人之例，而到了正德年间，三品侍郎已经不够看了，翰林院学士薛瑄之孙薛葵，还是靠薛瑄一代儒宗的身份才得到优待。至此“次揆与六卿至一品者，得拜中书舍人”的惯例也基本形成。
以上要么是特恩，要么是“高配”，正常情况是什么呢？是恩荫一子为国子监生。国子监生并非官职，但是对朝廷而言实则更需慎重，毕竟前述两类属于凤毛麟角，而监生制度是足以影响整个人才选拔机制的。因此虽然明初就有“乞准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