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俗成的市场规范。所以实际要向百姓们收多收少，就是驿站官吏说了算。
就从每个驿站都要配备的马匹来说。驿站的马匹吃的不是草，而是粮食。早在朱元璋时期，驿站的每匹马每年就需要当地供应80石粮食。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陕西华州的一匹马每年居然需要422石粮食！而陕西当时的一顷耕地，只能出产7石粮食。所以，每养一匹驿马就需要十多户农民全年的血汗所得。
鉴于明朝那实在不怎么样的育种技术，不可能将马匹培育成非洲象那样的体型，所以食量更不可能在这一百多年不到两百年的时间内翻5倍还多。这些多收的粮食，其实是被来往于驿站的“体制内人员”和驿站工作人员吃掉了。
明朝中期以后，吏治崩坏的速度大大加快。凡是和体制有些关系的人，都可以开介绍信到驿站住宿和使用车马。好处不仅是免费，甚至可以反过来向驿站索要路费。于是为了养活费用越来越大的驿站，系统内官员就只有向民间摊派越来越多的费用。至于摊派多摊派少，完全看官员的个人良心。其中，就有驿丞在孝敬上官，逢迎差事以外还能积攒起千两家财的。
明眼人都看的出来，如果不裁撤驿站，最后被驿站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迟早会造反。
在当时，其实也有很多朝廷官员看到了这个问题。嘉靖皇帝在位时，朝廷就计划把全国驿站规模裁减掉30-50，所节省的钱粮一半充做军费。
想法其实还不错，但在执行上，还是出了问题。地方官府确实减少了驿站的经费，但驿站的负担却并未减少。来往官吏们，照样在驿站里大吃大喝，还要用车用马。于是全国驿站的工作人员开始闹罢工或者干脆弃职逃跑。由于驿站本身也承担着消息传递职能，后果就比较严重。
例如，当倭寇袭破福建兴化城后，十万火急的消息却耽搁了一个多月才送到京师。不得已之下，这次裁撤改革在5年后宣布失败，一切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已经大权独揽，也开始拿驿政下手。但他并未从节省开支的角度来强行规定裁减比例，而是从限制官员特权着手。他主持颂布严格的条令，法办了违规官员几十人，并有多名官员被降职和革职。其中还包括了孔夫子后裔和皇亲国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