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功绩，一时难以书尽，可待将来再提。
总之，高拱在这六年之中，为大明“嘉隆万大改革”的继续推进注入了足够的活力，取得的成就难以估量，从这个方面来看，“文正”对他而言，是应有的回报。
但如果仅仅是这样，鉴于“文正”的特殊意义和极端稀缺性，朱翊钧仍然有可能不给，说不定给个“文忠”也能打发得了。
但高拱还有一个让朱翊钧打心眼里满意的方面，那就是高拱的教育经验十分丰富，他没有像历史上张居正教导万历一样，事事要求极严，一点差错都不允许皇帝出现，反而经常在万历出现失误的时候劝慰他，在皇帝偶尔被某些“沽名卖直”的言官批评时帮皇帝说话。
一如当年他对待隆庆一般无二。
高拱的教育思想和张居正区别很大。如果一定要对比的话，可以说高拱是坚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而张居正则是宽于律己，严以待人。
张居正被罢免的时候，皇帝之所以下口谕查抄他在京师的那座大学士府，当时就是想送给高拱的，结果后来高拱拒绝了。他甚至亲自面圣向皇帝解释：“臣侄务实家财丰裕，来历清白，臣若是想换宅子，何时不可换？所以不换者，为不忘廉洁自律之初心也。”
他在万历朝当了六年首辅，宅田未增一亩，奴仆未加一人，连高务实送给他的一些赏玩用的雅物他都不收，只收了些茶叶、香皂之类的寻常用度之物。[无风注：历史上高拱守廉是海瑞都表扬过的。]
而张居正在历史上的表现，可就糟糕多了。后世有学者总结他是“一边高喊反腐倡廉，一边却大肆收受贿赂；一边高喊节俭，一边却奢靡无度；一边高喊节操，一边却忘情于美女裙钗间”。
两种风格，决定了万历小皇帝对他们的不同观感。
高拱延续了他对隆庆的教导方式：既是老师，该教的要教；又像父亲，该护的得护。
所以，“文正”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