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意义重大。
这个意义的来源，在于明代士绅对于公意的坚持——“天子不能夺之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不能夺之愚夫愚妇”。
这种思想，使得皇帝的独裁始终处于一种在道义上不被接受的状态，因此哪怕是天下至尊的皇帝，贸然对抗公意也是很危险的。
传统中国的政治期许，在于希望皇帝劳于求人、逸于使人，而非威福自专、权不下移。而在官僚系统高度体系化的明代，皇帝本身就是官僚系统的最重要的齿轮，因此他对于官僚集团达成的公意通常都必须抱持肯定态度，因为如果他否定其他齿轮的意志，就可能导致官僚系统运转不良。
为了维护皇权而跟官僚集团敌对，从协调者变为对抗者，先不说长远来看是一种自掘坟墓的行为——因为其自曝了独裁者本质。甚至短期的代价就非常大，是很容易被官僚集团抵制乃至抛弃的——别忘了万历后期官员解印自去的风潮，以及崇祯后期孤家寡人的态势。
万历遭遇的是抵制，是因为国本之争而导致的一种君臣之间互相的“非暴力不合作”；而崇祯就更严重了，那真的就是被官僚集团给抛弃了，甚至不仅仅是文官，他竟然被武将集团也一同抛弃。把明朝这种体制下的皇帝做到那个程度，也是没谁了，死得真不冤。
当然现在的万历还没有遭到明显的抵制，因此这次廷推在他的谕旨之下，很快便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了。
即便是廷推阁臣，首先也是吏部先圈定人选。在某些强势吏部尚书掌权的时代，这个圈定人选是不容易受到其他干涉的。
不过现在么，就不同了。从严嵩之后直到如今，基本上都算是内阁强势时期，吏部方面只能紧跟内阁的指示行事。
而具体到眼下，也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吏部整体来说是实学派当权的状态。这当然有历史原因，主要就是当年高拱以首辅之尊兼掌吏部，由于他独掌铨务八年，导致吏部从此贴上了高党的标签。
如今的天官虽然是杨巍这个貌似中立而实际上的晋党，但反正在张四维丁忧之后，高党、晋党其实已经没法分家了——都是高务实说了算，因此吏部推出的人选当然会秉承高务实的意志。
只是，这次所谓高务实的意志也不是他的意志，这只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