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区域，在每一年都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其调整日期都在抢收完成的前半个月。
与此同时，这个调整的数量也有标准，即‘固定上限制度’——丰年最高不超过当年大致亩产的三成，灾年、荒年最高不超过当年大致亩产的两成，重大灾害年份或地区最低甚至可以不收。”
然后高务实又和他们解释了一下灾年、荒年的灾害程度如何划分，以及他所提到的“大致亩产”是如何得来的等各种细节。
这些细节可不是高务实坐在家里一拍脑袋就决定下来的，这都是京华的人——尤其是他在三慎园的农户根据自己多年的体会所提供的数据，然后汇总到京华，再经过高务实自己的详细计算得出来的。
高务实作为一个前世的乡镇基层干部，搞这个倒几乎可以说是本行，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是他过去曾经遇到或者至少曾经听说过的，干起来倒比打仗还有信心。
他定下的这些制度，已经详细到了新任戎政侍郎都不必插手多少的程度，其所能调整的范围并不大——说实话高务实一早就考虑过自己迟早卸任的问题，所以才会这么干，以免后来的和尚念歪经。
听完这些，别说程文佩服得五体投地，就算胡执礼也感慨万千，道：“下官出仕近四十年，不是没见过为民请命的好官，但即便是海刚峰当年，也拿不出如此仁厚而切实可行的办法。
以下官想来，海刚峰虽然一心为民，但手段毕竟失之强硬，且他的做法归根结底不过是‘劫富济贫’，看似公正，其实根本不可持久。盖因为天下之财有数，贫者多取，富者必定少拿，然富者背后必有亲朋好友在朝为官……”
胡执礼说到此处，惊觉自己说得过了，马上把话锋一转：“然则司徒却不然。司徒理政，关键从不在于这等多拿少拿之无用之举，而是先将这‘天下之财’由一化为二，由二化为三，周而复始，永不停歇。
如此，天下之财既然倍增，这分配多寡便不再那么敏感，或多一些，或少一些，其实并无大碍。司徒，下官忽然想起万历八年时，你的廷试策论——《大患在贫》。”
“哦？”高务实都没想到他忽然提起自己当年那篇争议极大的策论来。
胡执礼却似乎颇为激动，以至于站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