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倒就会影响蚕丝产量，织厂、纸厂等工坊在风灾天下也没法开工等等，所以受灾害影响更直接。
这些人里头又有很多是田地主，比如王锡爵这样官商两道皆走的家庭，因此遭灾之后得找点手段弥补。
粮税减少，实际上就是这么来的。普通人享受不到，能享受到的都是南京户部不愿得罪的人。
王锡爵自家就是其中之一，他当然首先就会认为高务实是盯上了这件事，继而要把手伸进南京的财政大权里来。
申时行和王锡爵虽然没有取得一致看法，但双方的利益始终是比较一致的，因此回去之后都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布置。
申时行给南京方面的心学派高官再次写信，提醒他们不要只顾着自己写自陈，还要多关注手下的心学派僚属，至少在给他们的考语上一定要往好了写，同时也要在其他各个方面注意“保护干部”。
王锡爵则更直接，首先给自己家里写了信，让他们把账目好好整理一番，务必让每一条收支都“合情合理合法”，最起码不能比其他人家玩得过分，以免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出了什么纰漏。
紧接着又写信给南京户部中的相关官员，也让他们立刻查账，把该“平”的账目赶紧填平，每一条收支都得明晰清楚，至少看起来要是没有问题的。
具体到去年的风灾减征，王锡爵虽然不肯把话落在笔墨之上，但也暗示南京方面，一定要死咬“灾情之下，不忍强征”这一条，千万不能往其他理由上攀扯。
不要管是不是有人拿制度说事，你们只管说不忍强征就完事了。
这个道理很简单，制度就摆在那里，绕是绕不过去的，但“不忍强征”就把这事拔高到道德问题上来了。道德在大明朝是什么地位不必多说，只要把税收不上来从法律问题转化成道德问题，性质就大不一样，哪怕最终高务实找到借口要清查，对此也只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正人君子”在这个社会里享有很神奇的豁免权，有时候连违法都不能加罪。
两位阁老君子忙完这些，都自觉安心了不少，接下来就只能等着高务实出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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