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起初并不起眼的支出，到明朝中后期已经成为财政的跗骨之蛆了。据隆庆五年礼部报告，当时“仅亲王郡王和各级将军中尉，岁支禄米共870万石有奇”，这大约占全国田赋收入的三分之一。
总结来说，就是朱元璋建立起来的这套财税体系，不仅原始而且僵化，表面上的低税率和低弹性，造成政府的基本财政收入几乎固定。万一遭遇天灾人祸，政府需要额外的支出时，却发现没有一套体系向该缴税的人收税，最后只能向从事农业生产的老百姓摊派，造成民间负担越来越高。
这些问题，高务实这些年其实已经分步骤地解决了一小部分。
比如他早年间的《纾驿路疏》，就使得驿站不再具备剥削当地的权力，而变成了自负盈亏的“政府招待所”，从“机关单位”变成了“事业单位”，同时过往官员也不能任意剥削他们，沿途所用都必须开具“报账单”，到任报销。
清丈田亩是第二件事，与这件事挂钩的还有怂恿皇帝“变卖皇庄”，将京师附近原先大量的皇庄尽可能地转卖给原本的皇庄佃户，为此高务实还贴心地给皇帝搞出了最长三十年还贷赎买等手段。
但仅仅皇庄还不够，高务实又忽悠京中勋贵纷纷加入北洋海贸同盟，以从事海贸事业那骇人听闻的投资回报率来引诱勋贵们投资海贸，继而将自家原先雷打不动的田产变卖，“轻装上阵”去海里捞钱。
这其实也是高务实苦心孤诣为了解放生产资料给寻常百姓，让他们至少能有个基本的收入来源或者生存基础而做的。但这个工作同样没有做完，最起码……南方的勋贵上他高某人贼船的还比较少，更不要说官员们了。
当然，如今官员们也有不少悄悄入股北洋海贸同盟的，不过这里头高务实还玩了个小花样：这些官员们因为不敢和勋贵们一样明目张胆的入股，因此他们入股只享有分红权，其股份本应该带来的表决权等一系列权益，都白纸黑字地转让给高务实代行了。
其实这个年代的官员们对此还真不怎么在意，又或者他们下意识里也认为自己在做生意这块和高务实没得比，与其自己去操心这些不熟悉的事务，还不如直接丢给高财神。
第三件事则是京营的分割，这事儿可不仅是为了解决京营毫无战斗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