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嘉靖是藩王世子“小宗继承大宗”入京为帝，而朱翊钧是由少年太子而为少年天子，他接受的都是文官集团给他安排好的儒家教育。
这一世的朱翊钧稍微幸运一点，因为有了个高务实在身边，旁敲侧击地给他一些新思维影响。然而限于高务实的身份，这些影响也是有限的，是有所克制的。
思想上的局限，会造成其行为的局限。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怎么可能去做到？思想上面的残疾，比肢体的残疾要可怕的多，因为你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残疾！
文官集团在道德礼仪、信息掌握、行政执行和意识形态操控等方面，对皇帝形成了全方位的制约。作为帝王你高高在上，看似无所不能，其实是一个大号的泥胎木偶：你看到的信息是失真的，你决策的事项是高成本低效率执行的，你想做的变革和调整必须要符合文官集团的利益，同时还要符合道德礼法的主流意识……
皇帝们或许很少总结这些，但皇帝们一定能意识到一些，所以在原历史上，皇帝们都更喜欢用自己熟悉且相对“听招呼”的重臣。无论是嘉靖用严嵩，还是隆庆用高拱，亦或者万历用张居正，在这个根源上区别都不大。
无论这位首辅是忠是奸，本质上都是他将皇帝忽悠瘸了。至于接下来的事，只能看这位首辅的良心。
文官制衡皇帝，最常用也是最有力的武器是伦理道德，伦理道德是我们这个敬天法祖的国家的根基，是和平年代皇权的授予者，是运行国家机器、维持地方长治久安的工具，同时也是几千年来这个国家所有人——包括皇帝本人——内心中根植的绝对理想与理念。
文官熟读四书五经，又通过了科举考试，无疑是这个国家对伦理道德那一套最熟悉的人，他们可以让一切事情与合适的道德挂上钩，并以此来要挟皇帝、使事情符合他们的意愿、对事情做出合理的解释。
他们甚至从皇帝小时候开始就教授他伦理道德，以便于皇帝长大后能更好的间接治理国家。事实上，对于国家实际的运行，文官集团才是真正的核心，皇帝不过是一个传统权力的象征罢了，无非因为传统的根深蒂固，以及没有新的意识形态替代，才让皇位如此的不容置疑，这也让道德伦理对于皇帝更加的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