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开始脱离申时行、王锡爵两位大佬的控制，开始有了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党派利益之上的举动。
就如舒应龙这次的“黄雀行动”一般，他表面上支持王锡爵引起漕军骚动的计划，却故意“用力过猛”，使漕军骚动变暴动。
王锡爵希望控制规模搞个千余人规模的骚动，引起朝廷警觉，审视对伐元的过度投入，然后通过正规的党争手段，逼迫朝廷压缩高务实手中的资源，如兵力、财力方面。其最终目的是使得高务实无法对残元进行彻底扫荡，把局面拉回到“正规”，继续此前的政治对峙。至于其他事，那都要走一步看一步，等以后再说。
如果一切按王锡爵所想，大明朝廷当然浪费了大量精力、金钱和时间，却没能完成预定战略，但站在心学派的角度却至少稳定了朝中的政治平衡，对他们来说是划算的，风险也是可控的。
至于说朝廷大战略破产，那个虽然很遗憾，但也不必过于在意——高务实这次没搞成不要紧，将来有机会了我们心学君子们自然会去搞定嘛！
然而，正如实学派现在有高务实为首的“激进派”和许国、沈鲤为首的“保守派”一样，原本组织体系比较松散的心学派，也在高务实带来的政治压力下形成了相似的两派。
八面玲珑、遇事隐忍的申时行当然是典型的“保守派”，而相对出手更狠辣、更果断的王锡爵就被下面的官员视为“激进派”。可是，对于下面的一些人而言，王锡爵的“激进”也还不够，还需要有人为他加一把火。
舒应龙此举，当然就是在为王锡爵加火。不止于此，舒应龙本身还要在这其中捞足好处——你王阁老可以是此次行动的发起人，但我舒应龙必须是直接负责人，并且在其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为将来的上位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
所以，舒应龙悄然行动，将事态严重化、扩大化，把千余漕军骚乱变成数万漕军暴动，把危险可控的镇江、扬州漕军骚乱变成南京漕军暴动。
“两京制”下的南京遭到数万暴动的漕军攻打，这其中的政治风险将十倍于王锡爵的计划。这就逼得朝廷必须立刻有所行动，并且在高务实不可能立刻插翅飞抵南京的情况下将平定这场暴动的任务交给他舒应龙这个漕运总督。
这就是内部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