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看，局面其实是这样的：早前宦官没什么用，朱元璋根本不需要用他们；后来朱棣比朱元璋差点，但只要借力于勋贵，依然不太需要宦官；朱棣之后因为土木之变，勋贵名存实亡，只好把宦官找出来顶上。
所以，皇权与相权之争虽然是根源，但其表现则是宦官与文官之争。勋贵一开始挺重要，后来由于自身衰败，便逐渐退居二线去了。
那么，勋贵真的就没有用了吗？那也不见得。之前就说过，大明朝的勋贵、文官、宦官三者之间有个隐藏关系：勋贵怕文官，文官怕宦官，宦官怕勋贵。
这不是下棋一般的绝对克制，但在绝大多数时期都有表现，比如魏忠贤号称九千岁的时候完全称得上权倾天下，但对于定国公完全不给他脸面却毫无办法，这就说明其中必有缘故。
这些顶级勋贵为何连九千岁都敢不放在眼里？乍一看似乎是因为勋贵世袭罔替，是君权本身的衍申，也必然依附和支持君权，故皇帝与他们本质上是盟友关系。而宦官的权力虽然也是君权的衍申，但他们与皇帝却不能算盟友，他们只是皇帝的仆人，这是主仆关系。
仆人可以想换就换，反正多的是人愿意来做这个仆人，皇帝挑选的余地非常大；勋贵却不能想换就换，皇帝再怎么想换，可人家家里够资格的人太少，可挑选的余地太逼仄了。
这就是身份地位的真正差距所在——可替代性不同。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勋贵因为一场土木之变就不能压制文官了，而宦官却能压制文官呢？这其中必然有一个力量差。
早前勋贵能压制文官，靠的是掌握武力，土木之变导致勋贵掌握的武力几乎灰飞烟灭，战功建立的威望也不复存在，自然就弱势下去了。
宦官能压制文官靠的当然不是武力，而是不受文官制约的监督权——厂卫。厂卫的监督权直到崇祯作死之前，一直都是保持得比较完整的。
即便是文臣子弟大量恩荫进了锦衣卫，宦官也没有丢失这种权力，因为东厂能监督锦衣卫，而文臣子弟并不会被恩荫进东厂且成为主导——废话，东厂提督只能是内臣，恩荫你去当太监，这你都能答应？
但是无论如何，即便勋贵们失去了武力——甚至正因如此，其在皇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