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热，这些火器虽然已显老旧，却适用于北兵突进作战，仍有可用之处，实在不行也可作为援助下发朝鲜军中应急。
另外关于南北之争，实则南北兵各有所长，此次选调皆是久经战阵磨砺之精锐，从战报来看，倭寇野战即便集中数倍兵力也万难胜我，因此只要据城坚守，相互支援，便至少可以确保战线稳固。此时我与倭寇皆在等待战机，同时也是等待开春转暖方便作战，此时首辅还是当以鼓舞宋应昌为佳。”
众人议定，申时行随后总结道：“两军对峙互为顾忌，正是等待良机以用奇计之时，粮道、帅营、疲兵、军械、或诱敌围歼或包抄突袭其震动全局之地，皆是破解对峙之法。我等远在千里之外，难知朝鲜瞬息之变，惟有寄希望于宋应昌能扼守险要，把握战机，打破僵局。
传信宋应昌，命他不可心急，当专心搜集军情寻找战机，争取一战大胜。同时也需严厉告诫李如松，让他严厉整顿军纪，不可欺侮朝人，不可滥杀俘虏。
至于其在我军之中，就更要一视同仁，万万不可霸凌南军，造成军心撕裂，不能同仇敌忾，以免为倭寇所乘，为藩邦所笑。”
这番话看来倒没有多少私货，吴兑、周咏等都表示赞成，于是内阁、兵部各自传信宋应昌，告知合议意见。申时行也上报皇帝，恭请宽心。
这次会议没有高务实参加，倒不是申时行故意为之，而是高务实近来忙于另一件大事，无暇与会——万历二十一年正值京察大计。由于大户部改革之后，户部审计署手里有很多经济审查数据需要向吏部通气以作为京察的重要指标，因此高务实这段时间很忙。
这次京察其实也有大事发生，不过详述过于复杂，简而言之就是赵南星等“道德实学”后起之秀见心学派“日渐式微”而起了“彼可取而代之”之心，对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一些门生故吏下手痛击，结果引起了心学派的强烈反弹——我斗不过实学派也就罢了，你们这些小辈也敢太岁头上动土？
于是在申时行、王锡爵的示意下，刑科给事中刘道隆上疏弹劾吏部尚书陈于陛与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随即王锡爵也借此良机上疏弹劾吏部、督察院中某些人专权结党。
朱翊钧在宫中看罢大笑，对身边人道：“看吧，这帮官员京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