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而且造型优美，它们是整个城市的骄傲和精华所在。
但是，在市内与富人区仅仅几条街之隔的城东区贫民窟，景象就完全不一样了。
没有奢华气派的高楼豪宅，没有宽阔的街道，也没有各种雕塑和艺术造物，更没有衣冠楚楚的贵族富商，它所拥有的只有挤在一团看不出任何特色的民居，还有狭小拥挤、污水横流的小巷和死胡同。到处密布着脏污痕迹和布满青苔的砖墙。
这里的居民们，要么此时在各处工厂当中充当苦工，要么游荡在街上无所事事，而他们的脸上都只有饱经折磨之后漠不关心的死灰色，因为长时期的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显得额头突出，显现出一种怪模怪样来。
哪怕以这个年代的情况来看，这些赤贫者的生活品质也是十分贫苦的——根据统计，在1830年左右，里昂的十万居民当中，有几千户陷于赤贫的底层市民们因为没有住房而只能在地窖当中栖身，而这些地窖阴冷潮湿又不通风，因此在寒冷的冬天和初春季节根本就没有御寒作用，因此每到冬天都会有不少人冻死。
即使有一份工作，能够购买燃料逃脱冻死的厄运，那也不过是让死神稍微动作慢点罢了，这些工人们在纺织作坊里工作，充当挡车工、织布工和纺纱工，他们没有工会保护，也没有任何劳资议价权，只能领到堪堪维持一家人生命的微薄薪水，而为了得到这些薪水，他们每天付出的代价就是工作十五到十六个小时，一个月顶多也只能休息一两天。
在这种“磨损”，这些工人们的生命出奇得短暂，往往三十岁左右就会结束他们的一生。
繁重的劳动、贫穷而且绝望的处境宛如沼泽，吞噬了生命，而且毫无挣脱的希望，相比之下，哪怕是战争最危险的时段，死亡率也未必比得上这种和平的贫穷时光。
当然，这绝不是里昂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法国一国的问题，整个欧洲在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都出现着“城市里拥挤着大量赤贫阶级”的问题。
面对着这种悲惨的景象，西欧的政治家们都为之忧心忡忡，不过政治家们关心的重点并不是如何挽救他们的悲惨生活，而是担心这些陷于赤贫的劳动阶级起而造反并且推翻现行秩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治家们最终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