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严刑峻法，通过极为严格的法律来恐吓底层，穷人稍有犯罪就会被判重型或者苦役；英国人还在1834年通过了《新济贫法》，将寻求社会救济的穷人塞进劳动教养院隔离，用繁重的劳动来防止他们“危害社会”。
第二方案就是大力扩张殖民地，然后将他们眼中“多余”的贫民直接流放到殖民地当中。这个年代的“开拓殖民”绝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因为气候和水土不服，再加上政府疏于管理，所以这种强制移民的死亡率极高，不过对政府来说这反正都一样，只要自己面临的压力减轻了就行。
相对于冷酷无情的政治家们，一些社会活动家倒是慈悲很多，不少人荡尽家财建立社区，希望以自己的方法来带动赤贫阶级，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不过他们大多数人的努力都失败了，被当成了“空想社会主义实验”；而另外一个英国人马尔萨斯则直接很多，他认为人口过度繁衍会挤占社会资源造成饥荒，而他的支持者们则更进一步，认为赤贫阶级的无限繁衍会带来“过剩人口”，进而摧毁社会秩序，所以应该想方设法帮助底层节育。
总之，在这个生产力开始飞跃、现代道德却还没有成型的年代，社会文化对底层冷酷无情，哪怕一个人因为贫苦因而冻饿致死也会被视作天经地义；正因为如此，为了寻求精神慰藉和社会救济，在陷入赤贫的劳工阶层当中，宗教热情反而重新高涨了起来，因为教会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基层组织力，还能够对教友们进行最低限度的救济。
所以，在启蒙时代被嘲笑、被蔑视的基督教，在这个时候又悄然重新占据了人们的心灵，保守主义重新回潮，对于这些被社会抛弃、压榨的人们来说，这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了。
而欧洲各国的统治阶层们也非常乐于看到这种思潮，因为宗教天然就是统治者的合作者，是缓和社会矛盾的利器，所以各国政府和教会的联系又重新变得紧密起来，就连法国在19世纪的时候也多次颁布法律，允许教会人士来承担公立教育，直到19世纪末期的第三共和国才终于实现了政教分离。
在艾格隆提出想要去东城区巡视的时候，市长最初是反对的，因为他不想让陛下看到自己治下的城市的负面形象，也担心有什么人会借机在陛下面前“抹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