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耐心地向对方解释，“欧洲各国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互相妥协、互相容忍的方案，如果一味只强调自由，每个国家任意行事，那就只能造成永无止境的厮杀，而我们都已经亲眼见证了几百万人死去的惨烈后果！既然在惨烈的厮杀之后，各国之间都已经彼此容忍了现状，那我们更应该做的就是维护这种现状……否则，后果只会更加不堪设想！”
普希金并不热爱沙皇的专制统治，但是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却又希望能够维护帝国的完整，所以在面对肖邦咄咄逼人的质问时，他只能拿出“维护现状”作为理由来辩护。
在民族和自由之间的夹缝当中，他所能够找到的平衡点也只剩下了“合法的现状”，并且寄希望于未来能够有所改变。
而现实也注定了这些西方化的知识分子将会持续地处在精神痛苦当中，他们往往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有带有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幻想，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注定只是一个肥皂泡沫，如果想要让帝国存在，未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如他们所愿的那样；然而，为了坚持心中的理想，他们却又不得不一直用“未来会更好”来麻痹自己，这种精神上的自我折磨，将成为这些人永远的文化底色。
普希金还只是初代文化人而已，所以他还可以抱有更多的幻想，用模模糊糊的未来来安慰自己，越是到后来，越是会无法自我安慰，也就会越是痛苦。
不过不管怎样，至少在此刻，他还是可以拿维也纳会议的合法安排为帝国辩护。
在几百年当中，各国都是弱肉强食，想尽办法扩张，俄罗斯帝国吞并波兰也只是这种“弱肉强食”故事的一部分而已。他对牺牲品们怀有同情，并不意味着他就会去反对帝国的扩张。
然而，普希金的这些话，却完全无法说服肖邦。
作为受害者，所谓强烈厌恶沙皇统治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他肯定不会吃“复杂的历史经纬”这一套叙事，他不接受“自由的沙皇臣民”这个幻想，他只要一个没有沙皇的祖国波兰。
这也就注定了，两个人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妥协的余地。
“普希金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无异于就是在承认，大国可以无视小国的意见，弱小的民族，就应该被‘合法’地侵吞和奴役，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