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笑着回应：“检察院虽然兼有监督、调查和公诉权力，但并非历史或别国的特务机构啊。检察院在立法院根据宪法转授的权力范围内运作，要向立法院负责呢。所以，检察院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指引，以事实为基础，如果偏离航线乃至违宪的话，立法院也可以表决收回检察院权力，甚至把检察院整个踹了呢？”
“所以，这位同学，你看到了吧。”科恩看向提问的莎拉，说：“国家立法院虽为宪法授权的最高权力机构，实际上已经把很多权力转授给行政和司法机构，并形成了互相制衡局面。如果现场还有行政机构和法院人员，我们还能表演出一场四角牵制好戏呢。”
“感谢科恩先生和戴莎女士，非常生动的说明。”莎拉继续提问：“我还有一个问题，可能跟平等和公平也有关。我们已知道，宪法无法覆盖当今时代发展的方方面面，总会有一些空白地带。那么，在具体的法律执行上，是否会变为漏洞和后门呢？比如基于时代进步和技术发展，很多大商社和大集团迅猛发展并组成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财团，例如聚能联合财团之类，这些财团会否进一步膨胀成相互关联的利益团体，并影响到其他小商社和公民的平等发展权，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加剧社会不平等和不公平现象呢？如果是，立法院有可能出台相关限制性法律吗？”
“贴切时代特征的问题啊。”科恩感慨地说：“具体财团的情况我不适宜展开讲，就讲个人的一些思考吧。我个人更倾向于将宪法空白理解为预留接口，因为宪法作为基本法，既是法理和信念的载体，也是现实和利益的妥协。规定过细，就没有妥协的空间，而国家总需要一些空间来平衡群体利益，汇聚群体力量。我个人认为，只要当前财团的发展还能带动社会进步和效率提高，就暂时没必要约束。相反而言，如果财团已经膨胀至垄断某个领域并阻碍行业发展或降低效率，那就有必要研究反垄断立法。”
“我个人能理解科恩先生的观点，但站在司法机构的角度，法律的空白对于具体案件而言，可能意味着效率下降甚至公义受损。”戴莎补充说：“对于无法可依的新时代具体事件，司法机构可能会综合参考各类判例，习惯法则，法理等等，这是个相对漫长的艰难过程，且判决也往往充满争议。检察院虽然能起到监督和抗诉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