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难用以洗劫民财。
李泰当然不是要铸币以洗劫民财，而是为了解决切实存在的社会问题，所以既然要铸造新钱，那就要铸造足重的好钱。如此才能重新塑造市场信心，培养货币使用习惯。
如今朝廷所积储的铜料数量也有不少，随时都可以开炉铸钱。只是后续钱币的投放和规范使用、以及对于私铸盗铸行为的监管才是推行新钱的重中之重。
关中恶钱杂行久矣，一旦出现这种足重质美的好钱，第一便会引发囤积收藏，第二便会引发违法熔铸。新行的钱币长期在市场上流通量不足，发行了等于没有发行，反而会耗费朝廷的人力物力与执法成本，并且损害新钱的信用。
对此李泰跟臣属们讨论一番之后，还是决定新铸钱币并不直接全面向民间投放，而是优先投入军市交易之中，先向军士们进行赊贷，在军市当中形成一个回流，然后再渐次放大投入的规模与范围。
之所以要作如此谨慎的尝试与限制，还是关中的经济体量与河北相比仍小，加上赋税水平也比较沉重，一旦小民财富因为货币改革而出现了价值的巨大波动，甚至便有可能赤贫破产。归根到底，还是关中的社会民生对抗风险的能力仍然比较弱小。
货币这样一个多年处于无序状态的交易体系再被重新启用，货币在与商品挂钩的同时，会随着市场信心的变化而出现高低起伏。这种起伏是官府都难以预判和控制的，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频繁的市场交易来逐步稳定。
这个过程难免会出现一些投机行为，钱涨铜高、谷帛如土，赌对了那就喜笑颜开，赌错了难免倾家荡产。
李泰作为政策的决策人，也做不到控制所有人的思想行为，他能做的就是用谨慎的态度逐步去推动，给社会预留下足够反应和消化的时间，尽量降低币制改革给社会财富带来的猛烈冲击。
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铸造新的钱币这一事情便被立项、加入到接下来的政府事程之中，而新的货币则就拟定为“同治五铢”。
铸造同治五铢，是为了满足国内的市场交易需求，但如今的西魏同样也有着大量的对外贸易。像是陇右、蜀中、山南，包括陕北都进行着许多对外的商贸活动。而且接下来淮南还要建立一个与南梁之间商贸互市的自贸